人口调控能否遏制城市“肥胖症”

　　近期，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地，纷纷出招严控人口规模，启动产业转移外迁；重大项目推“人口评估”，建设城市副中心；探索积分政策控制外来人口。

　　面对人口资源环境矛盾这个躲不开、绕不过的发展难题，人口调控能否遏制住城市“肥胖症”？

　　人口降速迫在眉睫

　　人口规模过大，是当前不少大城市的鲜明特征，多地的人口增速之快，更是将城市总体规划中人口控制目标远远“甩”在身后。

　　北京市常住人口截至2013年底突破2114万，超过2020年1800万人左右的控制目标；上海市常住人口截至2012年底达到2380万，超过2020年1850万的预测值；杭州市常住人口2012年底即超过880万，超过2020年规划值。

　　人口暴增引发了交通拥堵、空气污染、资源紧缺等诸多“灾难性”难题。北京等地早在几年前就建立起了人口调控责任制度，将人口规模纳入考核指标，但人口增速始终难以掌控，“城市病”越积越深。

　　多地开始“出招”对人口进行调控。包括“功能疏解”，合理外迁部分产业；均衡发展，建设城市副中心；“积分”进城，规范外来人口落户等。

　　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鹏表示，关键是要推动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城镇化路径。区域均衡发展，资源向周边疏散，中心城区的人口资源压力就会减轻。

　　大城市“负债累累”

　　庞大的人口规模，令大城市更像一个气喘吁吁的“肥胖症”患者，“负债累累”导致难以正常行走。一些地方出台了包括“提价、设卡、限制”等多重政策在内的“组合药方”限制人口数量。专家指出，出台“限政”的同时还应直面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对诸多“顽疾”对症下药。

　　人口膨胀与“用工荒”并存。近十多年来，北京市常住人口以年均增长超60万人的速度发展，相当于每年增加一个中等城市，其中外来人口占了大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春节刚过，北京街头一些餐馆的门外，张贴出招聘厨师、服务员的告示，家政机构也爆出“保姆荒”“月嫂荒”。

　　“一面是人口增加，一面是‘用工荒’频现，表面上看是一对矛盾，实际上是城市承载的功能过多，大量人口涌入对服务业需求的乘数效应越来越大。”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叶裕民表示。

　　“大城市集聚了众多的资源和特权，拥有的教育、医疗等各种公共服务水平更是远超过其他城市。”易鹏说，单纯的行政手段控制肯定难以起到实效，在“北上广”等特大城市，多个人口疏解项目处于半停滞状态。

　　“有的城市在前一天开会时还讨论要疏解人口，第二天又讨论怎么发展产业，铺摊子。”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助理高扬表示，这种思路还没有摆脱对传统产业的依赖，一方面经济发展要以人造城，以业兴城，另一方面人口臃肿又不得不因城限人。

　　城市功能做“减法”

　　如果对低端服务业人口急踩“刹车”，“用工荒”可能还会加剧，生活成本也会进一步上升。控人口的根子在于城市的去功能化，城市管理者要学会“放弃”，应避免陷入“先摊饼，再搬迁”的怪圈。

　　“对于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而言，人口调控应采取柔性手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认为，要落实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城市调控人口必须采取“功能疏解”和“市场调控”手段并行，成为标本兼治的长效策略。

　　“城市发展进行产业调整升级是必然趋势，但要注意平衡好相关利益。政府为了实现控制人口规模不能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外迁产业应做好合理规划和服务工作。”

　　中心城区功能疏解的成效如何，副中心、新城的发展成为重中之重。北京市政协委员王春元表示，当前城市副中心的地位还不够重要，内涵不够明确，要想为中心区分担人口、资源、交通压力，副中心必须进行科学定位，要让副中心有吸引力。

　　“治理‘城市病’有赖于建立健全城市区域体系和深入推进区域合作发展。”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说，一方面要在产业结构上调整，将集中于中心城区的医疗机构、高校、科研机构、央企总部等向近郊区迁移。另一方面要推进区域均衡发展，加速大城市与周边卫星城的一体化。（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