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千分考”

    本报记者 贺莉丹 上海报道

    2014年2月15日下午两点，2014年复旦大学能力水平测试（即“千分考”）在上海、江苏、浙江三地同时开考，约有9000名考生参加了此次测试，其中仅上海地区的10个考场就约有4500名考生参与。

    这是第9年的复旦“千分考”，也是“千分考”实施的最后一年。从明年起，复旦大学自主招生将引入上海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千分考”历经今年这一“绝唱”后最终谢幕。

    以往“千分考”被认为是复旦组织的一场有关高中文化课程综合知识的笔试，测试科目内容涵盖高中综合知识，包括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政治、计算机等10门学科，其考试形式为200道选择题，完卷时间为3小时，卷面满分为1000分，计分方法独特，即考生做对得5分、不做不得分、做错扣2分。

    “千分考”考题均由复旦大学各学科教授接受学校委托命题，要求是以考查基础为主，不超过中学教学范围，但其考题常出其不意，比如曾出题问考生《达·芬奇密码》是一本什么类型的小说等等。

    考生通过“千分考”后可参加复旦大学面试，面试通过以后即可进入复旦大学当年的预录取名单，复旦会向合格考生发放预录取通知，但这些考生仍需参加高考，一旦分数达到上海当年一本线即可被复旦大学录取。

    2006年3月出台的《复旦大学2006年自主选拔录取改革方案》提出，“凡经过本方案遴选过程、符合条件的考生，并参加了2006年上海市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考试便予以正式录取”，并规定，作为高校招生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前述方案录取的学生还须参加当年上海市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考试。

    经教育部批准，2006年复旦大学在上海部分考生中试行“自主选拔录取”，这一举措被称为在中国高考制度改革中有标杆意义，亦也被认为是继高校实施保送生、优秀生自主选拔、5％自主招生选拔等政策后“真正意义上的高校自主招生改革”。

    而在去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一人赶考，全家动员”，这个艰难的改革任务在今年逐步显现在对于高考制度设计的微调和探索中。自2015年起，复旦大学将率先在上海市的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验中应用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这意味着“千分考”退出舞台。

    2006年的4月14日，复旦大学向社会公布了291位预录取考生名单；到2009年以后考生范围从上海扩大至浙江，当年在上海预录取467人，在浙江招生100人；2010年考生范围再次扩大到江苏，沪苏浙三地共771名高中生获得预录取资格，其中，上海565名、浙江104名、江苏102名；到2013年获得复旦大学预录取资格的考生分别为，上海653人、江苏158人、浙江152人。经初步统计，从2006年至2013年的这8年间，仅在上海地区，复旦大学通过“千分考”的预录取人数就有约4000余人。

    2014年2月17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从自主招生的角度而言，高校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来替代类似“千分考”这种高校自己组织的自主招生考试，其实面临较多问题：首先，如果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作为自主招生唯一条件，会增加学生的应考负担；而且，现在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是跟学区紧密对应，每个学年只有一次；此外，目前我们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并非真正的学业水平测试，“其实它就相当于原来的会考，本质还是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考试；而像美国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跟中学教学是独立的，从高一到高三的学生都可参加，一年可考多次，学生以此成绩去申请大学，那就是社会化考试”。

    在熊丙奇看来，目前的情况是，诸多高校都各自在做自己的一套测试，学生需要参加各高校自己组织的笔试才能进入其自主招生行列，“这也增加了学生的负担”。

    他并不建议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一定非要大学自己来进行测试，他举例说明，比如，就复旦的自主招生而言，在他看来，单独依赖“千分考”或依赖于上海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都各有弊端。

    以往诸多的疑问集中在各校主持的自主招生水平考试基本还是一种相对封闭的系统，争议包括，比如说，考生通过了复旦大学的学业水平测试，为什么北大、清华等高校不能认可？

    而熊丙奇的理想模式是，有一个社会化的统一测试，考生据此测试成绩去申请大学，这才可以扩大学生的选择权，这个社会化测试可以通过复旦水平测试或清华大学的“七校联考”模式演变而来，这个系统理应是开放的，“比如，复旦如果觉得‘千分考’的模式不错，可以把它委托一个教育机构组织，把它变成真正的社会化考试，并获得其他高校的认可，这就跟美国的SAT（即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是一回事了。SAT首先也是哈佛大学认可的，后来变成美国大学委员会组织，并获得更多大学的认可，最后就变成社会化考试了”。

    熊丙奇认为，我们目前的考试改革要立足于扩大学生的选择权，而并非仅仅单纯用一种考试来替换另一种考试，“学生可以自主去选择考试，而且这些考试也是社会化的，比如，学生考一次，就可以以此成绩申请多所大学，比如能多次考试，这都是扩大学生的选择权。我认为，改革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扩大学校的招生自主权，而是为了扩大学生的考试选择权。学生不但要选择考试，而且要选择学校，学生的考试选择权增加了，那样就自然而然自主办学了。”

    一所大学招本科生的制度非常重要，考生与高校的选择相互影响，在美国，考生对大学的最终选择权也是考评优秀大学的一项重要指标。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曾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提及，美国的大学近年才受到重视的一个指标是学生的最终选择率（指考生，而非大学），即一名优才生同时得到所申请的一所以上名牌大学的offer，他们最终选择上哪所大学，“这个最终选择率是最硬的，也是美国比较好的大学的招生领导团体最关注的数据”。

    而熊丙奇教授则认为录取制度改革始终是核心，“但其实现在我们没有考虑到学生的选择权，还是基于行政部门的主导来进行考试改革，所以出了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政府部门不愿意放弃计划录取制度，最后导致改革变异，变异之后，又重回它所控制的行政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