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性经济风险倒逼深层次改革

　　最近1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成就确实举世瞩目,但站在全球顶尖层面的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的角度来看,显然并没有太多值得我们骄傲的理由。因为我国取得的经济进步,大都表现在体量上的扩张,“效费比”比较低。在表征经济与金融强国的核心能力方面,我们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的差距依然全方位。例如,由于掌握储备货币发行权,使得美国在全球经济深陷衰退泥淖时,依然能够独享金融红利。而所谓量化宽松(QE),一般来说,只有在利率等常规工具失灵的情况下,货币当局才会采取这种极端的做法,但在美国金融资本和美联储眼里,这就是“过期不用就要作废”的高效费比权力工具。

　　应密切关注系统性经济和金融风险

　　在经济可持续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资源和技术的今天,像我国这样的特殊大国决不能满足于经济规模的表面扩大,而应密切关注不断累积的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

　　我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未来十年的增长动力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我国也许能在5年内将经济规模做大到与美国比肩的水平,但业已出现的部分领域突出问题使得我们必须格外警惕可能遭遇的诸多风险。继续放任在制造业基础不很巩固且金融体系并不健全的情况下,就将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风险极大的房地产领域,继续放任地方政府饮鸩止渴式的增长逻辑,不切实加大金融风险管控(包括对以往是监管灰色地带的影子银行的风险管控),则不仅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型,亦很难承受得起一场大规模的金融危机的冲击。

　　如今我国面临的内外部风险一点也不比当年的日本小:依靠信贷扩张引致的经济增长模式再难持续,产能严重过剩,投资结构不合理,资产价格泡沫随时可能破灭,债务链条由于经济增长动力衰减而面临断裂。

　　以往一直认为债务危机离我国很远,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我国爆发债务危机的风险度,一点不比美、日等国低。有研究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全社会的债务总额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15%,如果这一数据较为准确,意味着我国的债务杠杆率已经高得离谱。记得两年前,还有人乐观预期:我国的债务水平远较日本和美国低,且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高于美日两国,因此,尽管我国日渐放大的债务雪球会对经济肌体有所损害,当不至于演变成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但随着我国真实债务信息的不断披露,笔者发现,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我国,本身也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债务大国。我国靠“借改革开放的新债”发展经济的成本足以冲销掉经济增长的收益。

　　这些年来凯恩斯主义特征明显的宏观调控已经证明:即使是有效的宏观政策,最多也只是刺激经济增长的诱导因素,本身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一般情况下,经济即使受到外部冲击,也不可轻易启动刺激计划。决策层尤须保持相当的理性,适度控制财政与货币政策工具的释放。各级各地政府如果撇开我国经济转型的宏观大略不顾,在没有对宏观经济进行彻底体检并拿出有效应对药方的情况下,动辄举起投资大旗,注定是次优决策。

　　中国目前的两部类经济,即制造/出口型经济和聚焦高科技/消费者的新经济在整体棋局中的地位存在显著的不对称。长期来看,后者占中国经济的成分至少应达60%,才会引致经济成功转型。如果现有的经济政策目标导向依然立足维稳,将会放大系统性经济风险。因此,面对风险管控成本不断升高的现状,我国必须按照有效经济增长的基准对经济结构进行换血式改革,尽快提高货币政策的投放的主动性与精准度,控制地方债风险敞口的持续扩大,并设法提升金融市场主体的免疫力,否则我国经济有可能跌入低质低效高风险的不确定周期。

　　全面推进系统性改革 加快战略转型

　　今日我国经济改革进程中面临的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也为富有担当感的新一届政府提供了解决深层次问题的难得机会。

　　我国经济面临的发展瓶颈,根本而言,并非来自于外部的战略打压与竞争挤压,而是本属于改革力量的既得利益者拖延改革,使得既有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方式引致的系统性经济风险有可能吞噬经济发展成果。纲举才能目张,决策层唯有以好的市场经济秩序为参照系,以时不我待的决心全面推进系统性改革,加快经济战略转型,才能真正突破中长期发展瓶颈。否则贻误改革时机将显著加大改革的边际成本。

　　2014年既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在关键经济领域真正实施深层次改革的启幕之年,也是我国经济改革35年来由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全面切换的关键之年。我国经济要在更高层级上启动新一轮增长周期,亟须以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及配套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行为空间受到切实保护,让政府规制真正成为构建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切实保障。

　　如今,我国经济关键领域的改革路线图早已挂在墙上,当务之急是如何通过有效的执行机构来贯彻和落实上述改革措施。而从这些年的改革历程来看,当前亟须破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非合作性博弈,亟须通过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整合力,使得像发改委这样极为重要的改革部门真正发挥改革中枢作用,还要破除影响力强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对深层次改革的阻滞。在上述关键性问题解决之后,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决定性作用的主导地位转变以及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的确立,才有现实可能性。至于适应经济转型所需要的政绩考核制度改革,以及市场高度关注的简化投资审批和商业注册手续,降低私营部门参与医疗保健行业的门槛,扩大养老金和医保覆盖范围,允许设立民营银行,扩大营改增和资源税改革范围,推动极为敏感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落实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集聚了巨大民怨的房地产市场秩序清理和相关改革,等等,都是决策层在2014年完全可以有所作为的改革领域。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