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罚款去向成谜

　　2014年1月7日，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国家卫计委正在启动对社会抚养费管理办法的修订工作，将对目前在社会抚养费征收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进一步规范。

　　执行了10多年的社会抚养费或许将迎来新一轮的调整。

　　改革正当时

　　社会抚养费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配套政策，经历了30多年的改变。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笔具有强制性的行政收费叫“超生罚款”，1994年改为“计划外生育费”。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文统一为“社会抚养费”。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将“社会抚养费”明确规定下来。

　　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明确表示，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到了改革的时候了，而作为计划生育政策最重要的内涵——“社会抚养费”也的确需要改革和调整了。

　　湛中乐认为，当初设立社会抚养费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虽然名字上不叫“罚款”了，但钱还是由老百姓来出，还是没有考虑到具体家庭的条件，比如家庭背景、收入情况、二元结构等。

　　“以社会抚养费来限制家庭孩子的数量，其本质还是对于生不生、生几个这个生育权的探讨”，湛中乐认为，在生育权上，国家不应该把管理者的定义过分强加给人民，过分干预。

　　事实上，社会抚养费在很大程度上牵扯了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目前，放开“单独二孩”政策论声正高。对此，湛中乐表示，不仅要调整独生子女政策，生育指标的审批制度也该取消。

　　有声音表示，建议废止社会抚养费、并退还社会抚养费，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没什么不可收的。”在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下，社会抚养费有其约束力，是对违规超生的一种经济约束机制。                     

　　公开透明  

　　在社会抚养费改革的争议中，有人认为，由于数额庞大的社会抚养费成为了计生系统的“灰色收入”，他们担心放开“单独二孩”后，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将会受到影响，而成为放开“单独二孩”政策的阻力。

　　湛中乐却认为，征收社会抚养费并不会成为放开“单独二孩”的阻力，首先，目前已经到了放开的时候了，不可阻挡；其次，各地在此项工作上还是比较积极配合的，都在努力，但是他强调，放开“单独二孩”不等同于鼓励多生。

　　在翟振武看来，改革社会抚养费当务之急是做到信息公开透明，此外要严格把控“收支两条线”，并严禁社会抚养费向下按比例返还。

　　“一定要建立公开、公示的机制，这是现行的社会抚养费规定中一个漏洞，其实在技术上并无难度，首先就是要把征收的社会抚养费的票据按照规定开好，其次要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开、公示，不能仅仅止步于省一级的信息，乡镇一级政府的社会抚养费也要做到透明、公开。”翟振武说。

　　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一部分，社会抚养费做到公开、透明，自然无可非议，而推动公共财政的透明化也是当下改革的热点。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建立现代财政制度、透明预算已被提上日程。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明确表示，包括社会抚养费在内公共财政进行公开、公示、透明，是无可争议的，只要不涉及国防、国家安全，都应信息公开，“但实际执行起来困难重重。”

　　用在正途

　　的确，目前在财政公开领域推行最热的“三公经费”都是步履维艰、底气不足，何况体量过小、面积分散的社会抚养费？

　　许光建分析，为什么很多地方没有进一步公开社会抚养费的具体信息，并不是其中涉及多大的利益关系，主要还是执政部门不想做这件事，“进行信息公开是需要成本的，很多部门嫌麻烦，根本就不想办，也就是不作为。”

　　“这是在公共财政中很普遍的问题”。许光建说，社会抚养费类似于城市交通罚款，北京市一年下来罚了这么多钱到底又用在了哪里、有没有明确规定，谁都说不清楚，社会抚养费也如此，在“收”的过程中，地方自由裁量权过大，收的不好，而在“支”的过程中，国家又没有明确规定用在哪里，导致社会抚养费没有用到该用的地方。

　　在许光建看来，社会抚养费只能用在教育和医疗两个领域，不能用在其他地方、更不能成为计生工作人员的一笔收入、奖金，“社会抚养费是计划生育政策下的一个配套政策，一个主要群体就是儿童，那么抚养儿童抚养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教育和医疗，我认为只能用在这两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