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多棱镜想象与现实

本报记者 王尔德 北京报道

    “城乡分治，一国两策”。

    这是社会学家陆学艺对中国现状的一种描述。它既是人们对新一届政府提出新型城镇化寄予厚望的原因，因为占这个国家一半的人口希望改变这格局，但要改变这一格局何其艰难！这也是新一届政府制定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迟迟难以出台的原因。

    不过，这并没有妨碍“城镇化”这一主题成为出版界从2012年下半年以来持续关注的焦点，或者说恰恰是这种困境成就了出版界的策划热潮。因此，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关于城镇化的丛书、单行本，良莠不齐，众声喧哗。

    第三次城镇化浪潮

    中国的城镇化开始于一个特殊的背景。

    对这一特殊背景，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在《城镇化是一次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城镇化与社会变革”丛书之一，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一书中做了很好的解释。

    在李铁看来，我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实行的户籍管理体制，就已经人为地把社会划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民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尽管当时的目标是满足国民经济积累的公共利益，发展工业化。而当改革开放后，日益增长政府的公共投入由于各种原因偏向各类城市的时候，当我们仍然没有放弃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时，被强制滞留在农村的人口显然在这一过程中成了弱势群体，而且是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在这种利益格局基础上，形成了两个巨大的利益存在冲突的群体。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重启城镇化，先后经历了1980年代的“离土不离乡”和1990年代的“离土又离乡”两个阶段的城镇化模式。截至2012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2.57%，全国人户分离半年以上人口2.79亿人，比上年末增加789万人。但业界有人认为，这一城镇化率存在17个百分点的水分。这部分人每年中超过六个月以上时间居住在城市，但并没有取得户口和与之对应的社会福利，又被人称为“半城镇化”或者“伪城镇化”。

    那么，新一届政府所提的新型城镇化，应主要针对的是“离土又离乡”第二阶段的城镇化模式带来的后遗症。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在其参与写作的《多元城镇化与中国发展：战略及推进模式研究》（李强等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7月）一书中鲜明地指出，城镇化的第一目标或核心任务是实现农民、农民工的城镇化，使农民、农民工真正走上现代化道路。

    也就是所谓“人的城镇化”。这一理念看似简单，但针对性很强，主要针对的是此前的“土地的城镇化”、“房子的城镇化”或“劳动力的城镇化”。再次溯源，我们需要进一步反思过去的城乡发展战略。

    简而言之，我们过去的城镇化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城市和工业从农村单向抽取各种资源的过程。改革之前，农村是城市资本积累、农产品的来源；改革后，农村成为土地财政、剩余劳动力来源。这与我们过去借鉴了前苏联1920年代早期提出的“价格剪刀差”理论影响有关。

    这种理论认为，通过“价格剪刀差”先发展工业，再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就可以加快整体经济的发展进程，并提高整体经济效率。但这种理论已经为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家证明并不成立。尤其严重的是，它在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城乡制度壁垒阻隔，因为实现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前提，就是采取严格的城乡壁垒，否则政府就不可能控制农产品价格。

    城镇化的“势”、“道”和“术”

    如果要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话，必须破解上述理论观念上的迷信。

    我在此要推荐两本具有这种功效的书，第一本是周其仁的《城乡中国》（周其仁著，中信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由于这本书是专栏文章结集，不像其他专著那样的大块文章，读来枯燥且有压力，而是趣味横生。尽管如此，周其仁也是有野心的，他的野心并非限于就城镇化而应景地谈城镇化，而在于通过城乡分野这一既成事实，去谈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

    这本书看似发散地有些跑题了，但实际不然，因为城镇化是一个结果，是一个经济社会转型后的结果，跳出城镇化的框框才能更好地谈城镇化，所谓功夫在诗外。这是一本将“道”、“势”、“术”结合得很好的书。

    叶兴庆的《现代化与农民进城》（中国言实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同样值得注意。也是一本将城镇化问题的“道”、“势”、“术”结合得很好的书。

    叶兴庆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学农业经济管理出身，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持续不断地研究三农问题。他曾任国务院研究室农村司巡视员，参加过自2003年以来的历次中央1号文件的起草工作，为国家决策提供了大量的调研材料和政策建议。这本书大都是他写给国家决策层的“折子”，分为五个主题：农民为什么要进城；农民如何退出农村；农民如何进入城镇；土地如何城镇化；农民进城了，农业怎么办？

    实际上，无论在《城乡中国》，还是在《现代化与农民进城》中，“土地”问题争议最大。周其仁等认为，土地确权和流转对农民有益。而华生在《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东方出版社2013年11月）中则认为，土地流转不符合农民的利益，应谨慎地开展农村土地流转。而贺雪峰在《地权的逻辑Ⅱ：地权变革的真相与谬误》（东方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一书中，对上述学者全部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周其仁、厉以宁、吴敬琏、华生等变革地权的主张，只是一种浪漫主义想象，不符合农村的现实。

    学者之间争论的是非曲直在此且不论。假如你更关注“术”的层面的问题的话，我要向你推荐前文提到“城镇化与社会变革”丛书中的其他几本，如 《促进城镇健康发展的规划研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与土地整治：政策与实践》和《中国小城镇发展规划实践探》，都是值得参考的专业读本。

    但不少学者始终坚持认为，城镇化并不是一个简单“术”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道”的问题。新型城镇化在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同时，更应该从根本上，着力促进公民基本公共服务的逐步均等化，促使城乡包括人口、资本在内的市场要素的双向流动。只有这样，城镇化和工业化过程，才能同时促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

    无法落地的乡愁

    在城镇化与国家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之外，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具体个体的卑微的生活和命运。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城镇化不是消灭农村。农民要进城，但不可能都进城，更不可能都进大城市。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同样化，新农村应该是升级版的农村，而不应该是缩小版的城市。城镇和农村要和谐一体，各具特色，相互辉映，不能有巨大反差，也不能没有区别，否则就会城镇不像城镇，农村不像农村。

    但在二元结构下的农村日渐凋敝也是一个不争的现实。所以，“每一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成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尽管这记忆是多么地惨痛。更多的人将像罗大佑当年刻画的那个“鹿港小镇青年”一样。

    他离开家乡去台北寻梦，发现“台北不是我想象的黄金天堂/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但回眸故乡，发现故乡虽在，却也有家归不得。在城镇化的大潮下，家乡也在发生翻天覆地地变化， “听说他们挖走了家乡的红砖砌上了水泥墙/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

    这一群体生活在城市与乡村的夹缝之中，终身都要忍受身份与灵魂上的撕裂。荆永鸣的小说《老家有多远》（作家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 描绘的是大陆版的“鹿港小镇青年”。他清晰地描绘了家乡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地刻骨铭心。

    在这本小说里面， “农村”已不再是让人魂牵梦绕的桃花源，其生态环境可能比城市更恶劣：小煤窑、私搭乱盖的房屋、胡乱规划的道路、司空见惯的交通事故、因为缺乏治理而更加严重的水土污染……乡村的人际关系也由传统的熟人社会下形成的温情关系，日渐演变成赤裸的毫不遮掩的利益关系。

    不知多少人在心里，都和罗大佑与荆永鸣一样回荡着“乡关何处”的喟叹。在我们怀念昔日农村的美好时光的同时，英国的文学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英]雷蒙·威廉斯著，商务印书馆，2013年6月出版)中，却指出英国人在城镇化过程中也有不少人持有类似的怀念，但他认为这种怀念是一种想象。

    他通过对梳理英国文学中有关乡村与城市的种种论断和描述，集中驳斥了部分学者所坚持的 “快乐的英格兰”、“黄金时代”等缅怀旧日农村的错误观念，指出这些观念只是作者的想象，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部分作家的作品，都显示出昔日的英国农村充满了苦难，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既不等同于落后和愚昧，也不是充满欢乐的故园。换句话说，城市的“城市病”固然让人痛苦，但乡村也无法拯救城市。

    然而，在城镇化浪潮已经势不可挡的情形下，也许需要反复追问的是，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城镇化？何以安顿我们焦灼不安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