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火”，身后事

    火烧赤壁，火烧连营，火苗吞噬一切。

　　1666年伦敦的一家面包店忘了关烤炉，大火熊熊燃烧4天，几乎烧掉了伦敦的木质建筑旧世界。2014年1月11日晚，云南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如意客栈，因用电不慎引燃窗帘，火烧连营式的大火烧掉了整个古城三分之一。伦敦那场欧洲史上最著名的大火深刻地影响了一个城市的历史，香格里拉这场大火让木建筑古城灰飞烟灭后，如今也留给世人多个疑问：它究竟是不是一场可预见的大火？在大火后，会不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假古董之城？千篇一律的古城酒吧客栈风，被讽刺为“疗伤艳遇”之城到底是不是最好的改造开发形式。

　　木结构之殇

　　中国古建筑以土木结构为主。从消防来讲，木材永远是易燃、易腐蚀的，这是千古话题，也是中国古建筑客观上不如欧洲石头建筑易保存的原因之一。云南香格里拉古建筑之一撒娇诗院没受此次大火影响，在它们发出的全国通告中写着：“火源在康巴牧人酒吧的白塔处，大火蔓延到皮匠坡的一处石头砌筑的酒吧后就停住了。撒娇诗院在火源较远的金龙街，安然无恙。”

　　“但中国历史上，没有在所有木建筑古镇之地建圆明园一样的石头房子。要基本维护它的原貌，只能靠细节处理。”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松说，当他听到新闻，首先想起了2013年丽江那场大火。张松认为，木质结构的古建筑不是火灾不可避免的原因。“当年丽江大火，依然存在推卸责任的问题。古城保护有规划和要求，相关部门没有按照要求做，就肯定存在工作上的失误。中国古城的木结构比重很大，在从前，这些木建筑结构里住的人少，密度也低，商业氛围淡。但现在酒吧街的那些商户，有多少拥有古建筑保护的这种意识？他作为一个商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去珍惜，甚至哪怕有心也不知道怎么做。火烧连营的状况主管部门是有责任的。”

　　张松说，古镇的保护，第一就是要保护木结构和很多文物。另外就是古镇的街巷，即使不像新规划的道路那么宽，消防那么好做，正是这狭窄的街巷才恰恰是古镇的特色所在。所以在做古镇保护时不是说完全不动，但原则上是要保护这个风貌，还要考虑到消防和交通的疏散。

　　古镇的保护首先要安全。大家在过去经常说的保护就是有人要拆，你不让拆，以为这样就是在保护，以防过度商业化，但消防隐患更重要。日本一样有大量木结构古建筑群，也会有消防问题，为什么日本就没有出现如此这么大面积的火烧连营？历史建筑风貌建筑形成的街巷、空间是一个有机关系。所以，如果相关部门在做整体保护时将其割裂开来，没有烧到我这里，我就没有责任，那肯定是不对的。日本古镇里的消防实战演习训练都有，检查某些蓄水的部位是否需要换，到底要多少水。这种警醒意识就好比古时候油灯易起火，打更时也不忘提醒时刻小心火烛。

　　去过香格里拉古城很多次，当年参与了古城总体规划的高晓昱博士介绍说，“香格里拉的民族建筑特色叫闪片房，跟藏族建筑常见的碉房是两种形式。云南降水多，闪片房比较有利于排水，但不像徽派建筑有风火墙，这是一种先天不足。”

　　高晓昱说，即使人们纷纷在大火后说现在的酒吧街商业气息浓厚完全缺失了当年风貌，但从格局上来讲，香格里拉古城依然是按照从前的古城规划，这个格局并没有遭到破坏。并且，即使密集是隐患，也不能要求降低建筑密集，拆掉一些建筑。“很多建筑涉及到私人物权的保护，很多都是藏民家里的房子，不能随便拆建消防通道等。另外，不能破坏整个古城的格局，中国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不可以增，也不可以减，必须在这个规划的框架里进行。在其他城市也一样，古城保护和消防始终是有冲突的。古城保护说要保持它的原汁原味，不能为了消防去把街道拓宽，把房子拆掉，修建一些防火建筑，这不可以。消防部门就要求拓宽和增建消防通道，补充消防设施。”

　　同济规划院的苏运升教授提到了欧洲。“整个欧洲最早也是木结构的，伦敦大火后他们痛定思痛，全部转作石头。尤其是二战以后，混凝土的使用让木头完全被摒弃。中国和日本所属的亚洲不像欧洲那么寒冷，他们使用石头能蓄热，而东亚潮湿，所以我们没有很快地（或者说没有）转向石头体系。但防火问题在中国和日本的古镇，都还是有一套办法。”

　　“比如隔一个间距做一个消防水池，徽宗在庭院里修池塘做水缸就是这个目的。徽派民居有马头墙、风火墙，户和户之间就不会连片地烧过去。但这有地域建筑特征。云南没有徽派特征，也没有福建民居和江南民居都有的风火墙。古代也没有电线的问题，现在在木材上继续加电线，电线老化后就会造成火灾。这基本是现代生活方式和传统民居的永恒矛盾。在传统的建筑里头用传统的生活方式还好，在传统建筑里用纯现代的生活方式还不加以防范，怎么可能不出事？”

　　在云南和贵州地区，一旦发生火灾总容易烧成片，苏运升说：“在苗族地区，一户失火了，他们的救火方法不是拿水扑火，因为扑根本没用，而是拆房子。一户着火，就根据风向，风往哪边刮就把着火这户周边最临近的4栋到8栋全部拆光。这就是贵州农村的防火现状，也是为什么在贵州新农村建设时，我们就开始思考，是不是还在延续木构的这个技法？”

　　新的假古董？

　　以旧守旧的古城保护观点通常在古建和城市规划专业领域外的艺术家和民间团体中存在。“即使建了也是新的假古董”一说，在大火后不是未曾听闻。通常，持这种观点的一方拒绝在纯粹的怀旧和可持续发展之间找到平衡。如果只具有纯文人式思维的感伤怀旧，只要是老的东西，一砖一瓦也死死守护不肯丢手，这种思维对于任何一块土地上的优美建筑都起不到任何实质性作用。在历史保护和城市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才是最重要的。

　　关于香格里拉大火后的重建，张松、苏运升和高晓昱的态度基本一致。按原来的修，防火措施做上去，在细节上改良云南民居古建筑的消防隐患。至于那是不是文化遗产，苏运升说：“以前反复听的一个重要的案例就是波兰，二战时华沙这座历史很悠久的古城整个被德军摧毁，而华沙的建筑学专家拿出战前整个城市的全套测绘图，花三年时间按图纸重建整个华沙——你必须知道世界联合国遗产只认定真古董，而他们赞扬说，重建后的华沙是世界文化遗产。”当然，世界上也只有一个华沙，以重建而荣获世界文化遗产，这和华沙的特殊历史有关。

　　苏运升强调，讲到文化问题，防火是底线。城市是分层的，先要安全，然后才是功能问题，再往上才是美观和文化传承的问题。关于假古董的说法，他认为要有开放的思维。他讲了乌镇的例子。“政府成立开发公司，把镇上所有居民都迁出去，住在农民新村以后，再把居民有计划地搬回来一起修。或许这也会被认为是假古董的修法，甚至像张艺谋拍戏的舞台背景。当时每家每户现在往回搬的时候是要签约的，叫镇民公约，你的确是作为原住民，但要搬回去是有条件的。你要承诺不在河里洗菜了，不在河里随地大小便，不能随地吐痰，还要维护古镇风貌。同意镇民公约才可以搬回去，不同意就在外面住着，政府把这房子征收下来，统一经营，居民参与分红。修完以后，整个镇几乎相当于一个大酒店。但现在乌镇的旅游发展非常好。”

　　苏运升说，“搬完以后我们当时很担心，忐忑之下，我们请了联合国保护专家。联合国方面说这叫下猛药。法国是全欧洲文物保护最好的地区，意大利也是属于典型的文物保护地区。而两地就如同乌镇的两个计划一样具有典型的相反倾向。意大利人要求新修缮的东西要看得到，就不能假装跟原来一样。比如原来的石头是灰色的，现在就得是白色或其他颜色。等到子孙后代100年以后发现还有更好的方法来修缮时，他可以按这个记号式的修法把它拆掉，所以意大利人在强调可逆性。而欧洲其他大部分国家的古建修复强调原真性，比如法国，强调修缮的东西就要跟原来的一样，哪怕假装跟它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的巴黎，人们在说这是个生机勃勃的城市，而在罗马，那更像一个遗址。”

　　古城的“艳遇”亚文化

　　酒吧客栈特色，是近年来各地古城改造的又一跟风典型，也饱受争议。一方面，商业化确实为古城的传承提供了资金支持，酒吧客栈的主人需要依赖这样的古城特色经营，不得破坏。也有太多的古城，如贵州遵义等地，因尚无开发，而让古建筑荒芜、腐朽；另一方面，酒吧客栈及其密集人群，显然易引发火灾。而且，统一改造为酒吧客栈，去丽江去大理，如今几乎就会被人满含嘲弄意味评论为“疗伤艳遇之旅”，究竟是不是最好的保护开发形式？

　　靡靡艳丽的大理和丽江古城，打着古镇古风门牌开设的酒吧街和客栈群，配了间“复古”的大红灯笼和沿街嬉笑买醉客声，像极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港产古装片里的花街。当然，香港有兰桂坊，京城也有不止一间的买醉俱乐部，越南西贡的范五老街更是一片暧昧之色的妖冶色晕，为什么云南古镇不能有给旅行者提供一杯酒的沉迷之地，也是支持声音。

　　Amy曾经为去双廊在大理古城住了两夜。古城的客栈除了个别高级的设计酒店之外，大多是云南民居的天井式四方庭院，花草馥郁，住宿条件大抵比青年旅社稍高一畴。那却不是个清净之夜，先后有数个来搭讪的陌生男人，而在厅堂另一侧，是几对拼命调情的初识陌生旅人。奇怪又浓浓的肾上腺激素氛围下，无心就此融入这种夜色的客人只能回房。近几年丽江等古城甚至还出现了不少打着浪漫艳遇旗号而发生的勒索诈骗甚至强奸等刑事案件。不过Amy始终觉得，这就是目的地一类客栈或一个Bar的氛围问题,无需为整个古城扣上一顶奇情低级的标签。

　　位于云南另一端的香格里拉古城，2005年后因电影《无极》而闻名，商业气氛慢慢成型。客观来说，香格里拉的气质比起丽江等地要质朴许多。世人诟病丽江的“艳遇亚文化”，实际上不单单是关乎审美和戏谑评价一个族群的生活方式。你赋予一个古镇的意义，往往就成为它所承托的意义。我们在谈论古城旅行文化时，到底在谈论什么？有人看到夜色中的深蓝色背景雪山，有人在烟火的小巷口吃洱块儿，有人在酒吧街遍寻“猎物”而不得，这是任何一个商业化古城不可避免的日常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