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的大时代

　　中国经济十大群像·百姓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山山 刘砚青

　　在历史的大舞台上，除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政府、企业和关键人物，还有很多普通人，以跌宕起伏的人生紧密联系甚至推动着这个国家的变革与进步。

　　百姓生活一直是《中国经济周刊》透视大时代的一个小窗口，报道伟大的“小人物”，是周刊记者切中时代脉搏的首选。

　　他们与变革

　　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一面是大量渴求资金的企业，一面是旺盛的民间资本在追逐回报，资本与实业纠缠引发的矛盾此起彼伏。

　　2006年4月到10月，浙江东阳女商人吴英一口气注册成立了12家企业，其中8家以子公司名义组成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吴英想做一个以酒店连锁结合商贸的企业。吴英预期打造一条繁华的商业街，带动她在这里的物业升值，让财富像滚雪球一样聚集。支撑这个庞大商业体的是暗流汹涌的浙江民间高利贷。

　　很快，高额利息将吴英的资金链带到崩溃边缘，吴英锒铛入狱，一个女富豪的神话幻灭了。法院认定吴英非法集资7.7亿元、实际骗取3.8亿余元，以非法集资等罪名判处死刑。这样量刑是否恰当?应该怎样判别民间金融、地下金融对市场的功过?在学界与公众热烈讨论时，《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深入采访，报道“吴英案”(2012年2月13日《 吴英的生与死》)，抽丝剥茧还原了吴英集资的经过，也展示了裹挟在市场经济中的浙江民间资本力量。

　　文章刊发后不久，全国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对此案做了这样的总结：第一，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和处置原则应该做深入的研究，使民间借贷有明确的法律保障;第二，对于案件的处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

　　当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提出的12项金改任务之首是“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

　　其后，记者继续关注吴英案，再次采访学界与企业界，写出《吴英案的启示：给民间金融一缕阳光》(2012年第11期)。

　　2012年5月2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后，对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案作出终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改判不光改变了吴英的生死，更引发各界对民间金融改革的思考和关注。2013年11月，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这是全国第一部地方性金融法规，人们期待它能促使民间融资行为法制化、规范化。

　　普通人与一次变革，这在《中国经济周刊》的报道历史上并不鲜见。2011年，《中国经济周刊》的封面报道《我们的病人》以更为微观的视角报道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精神病患者，记者面对面采访精神疾病患者，为读者打开一个远离平常人的世界，呼唤人们不要将他们遗忘。

　　2012年10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通过，中国精神卫生领域的法律空白终于被填补。文章中提及的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治疗保障、困难救助等，在法律中都有了明确规定。

　　苦难者真相

　　2012年冬天，一位头发花白、面容凄苦的老人来到《中国经济周刊》编辑部，想找人反映他在讨要国家赔偿路上遭遇的艰难。老人叫周炳然。

　　1998年6月，因为怀疑22笔货款中的9笔被周炳然侵占，砀山县生资公司向砀山县公安局报案，控告周炳然侵占公司货款。1998年11月3日，周炳然被砀山县公安局逮捕，理由是涉嫌侵占单位财物。2000年3月，砀山县人民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周炳然有期徒刑6年，2000年7月，宿州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周炳然在牢狱中度过了6年。

　　周炳然坚持自己没犯过罪，2004年11月出狱后，周炳然一直在寻求法律公正。

　　2011年6月10日，安徽省宿州中院判决认为，“再审中，由于原判认定事实的依据发生变化，无法得到合理排除，本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存疑无罪，撤销原判，宣告周炳然无罪。”(2012年12月3日《无罪者周炳然难以赔偿的人生》)2012年5月14日，安徽省高院赔偿委员会作出赔偿决定，宿州中院总共要向周炳然支付各项赔偿58万余元，这是新的《国家赔偿法》实施以来，安徽省最高额度的国家赔偿。

　　然而，周炳然迟迟拿不到这笔赔偿。因为他的蒙冤入狱，曾经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南开大学毕业的女儿服农药自杀，儿子精神二级残疾，妻子疾病缠身……他继续为拿到赔偿奔走。

　　记者跟随周炳然到安徽，采访各相关方，见诸报道后，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对此案作出批示，请安徽省有关单位反省冤案形成的原因。

　　很快，周炳然拿到了近一半的先期赔偿款。然而，当记者想继续跟进报道，再采访这位命运坎坷的老人时，他却在2013年5月突然辞世。

　　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突发新闻的现场少不了我们的足迹。2008年5月惨烈的汶川8级地震带走了7万同胞的生命。当其他媒体都在关注受灾最严重的四川地区时，《中国经济周刊》在位于甘、川、陕三省交界处的甘肃文县碧口镇，发现了一个个拥有100多名学生的“帐篷学校”。

　　地震发生后，兰州军区某红军团连长李希在甘肃文县执行救灾任务时发现，镇上唯一一所中学已经变成危房，师生全部停课回家。于是，这个肩上扛着一杠两星的军人向团里申请拨出了两顶大帐篷和6顶小帐篷，搭建起“帐篷学校”。李希白天带着学生们出操、上课并提供心理辅导，晚上则和炊事兵们一起为孩子们制定食谱，确保每个孩子每天都能吃到定量的蛋肉蔬菜和米面食品。

　　学校成立仅仅6天，前来报名的学生就从最初的13人增长到106人。身为这所学校里唯一的“老师”，李希被学生和乡亲们称为“中尉校长”。

　　灾难是非常事件，寻常生活中一样有“最可爱的人”。他们默默无闻，带给我们的温暖却实实在在。

　　“我们工作的重点就是为老年人服务。”北京市金融街街道教育部社区居委会主任杨国霞到居委会工作10年来，每天坚持6点起床，和6位同事一起，为教育部社区的338户常住居民提供全日制服务。杨国霞在社区里还为大伙联系了老年饭桌和每周两次的小型菜市场。杨国霞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里压根就没有我们不管的事儿。”

　　那些被忽视的角落

　　随着医患矛盾的不断加剧，医生已经逐渐变成高危行业。检索一下，仅2013年10月17日—27日，10天时间里，全国就发生6起患者伤医事件，死伤多位医护人员。

　　“与10年前相比，我们的笑容少了，得到的感谢少了，病人对我们的信任也少了。”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科主任温建民对《中国经济周刊》无奈地表示。

　　“医生本来是大家眼中的白衣天使，可是如今却连最基本的尊重都得不到。”中国最知名的静脉曲张微创手术专家张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问题的根源在于现行医疗体制中的医生劳务价格出现了扭曲。”

　　10年来，温建民和同事们的工作量增加了四五倍，可是工资却只上涨了不到1000元。“我们的时间、精力有限，病患也不了解，只是觉得医生态度不够好，加深了误解和矛盾。”

　　随着老龄化现象的不断加剧，《中国经济周刊》从2013年年初开始关注那些被送进养老院和临终关怀医院的老人。1月初，我们走进了我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松堂关怀医院，认识了89岁的郎春生，我们和护士长一起陪他聊家常，侃大山。

　　医院护士长袁捷告诉记者，尽管老人平时没什么爱好与花费，但由于儿子不在身边，缺乏安全感，郎爷爷总是吵着要零花钱。为了让老人安心，袁捷与家属商量后，每个月月初都会给老人发200元钱。一拿到钱，老人赶忙塞进衬衣口袋，再罩上一件外衣。

　　2012年年底，郎爷爷突然吐血了，当袁捷正准备把他送到医院时，他颤颤巍巍地从衣兜里掏出1671元，拉着她的手说：“我把钱都给你!你一定要救我!”

　　2月底，我们收到了来自院方的消息，老人家因病去世。

　　记者

　　手记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

　　刘砚青

　　10年来，我们既采访过小贩，也接触过城管;既走入过监狱，也了解过法官。10年来，我们曾到医院记录医生们忙碌的工作，也曾进入精神病院与精神分裂症患者握着手聊天。10年来，我们一边陪着居委会大妈穿梭在小区里巡逻，一边在临终关怀病房听绝症老人讲述自己年轻时的种种经历。

　　说实话，做记者这些年，心里也曾觉得太苦太累，特别是当昔日同学纷纷成为行业精英与企业高管接受自己采访的时候，也会暗自计较一番收入差距后扼腕叹息。

　　2012年冬天，因为交上去的稿子被编辑批评，带着一身的负能量去采访一位在社区工作了10年的居委会主任杨国霞。在两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杨国霞接了不下10个电话，有下水道堵了找人维修的、有希望她帮忙找小时工的、有说因为自家装修第二天要停水希望居委会帮忙通知的。

　　我问她：“每天都面临这样的琐事会不会觉得厌烦?”杨国霞笑笑说：“生活本来不就是鸡毛蒜皮嘛。”我又问：“有没有人对你发过脾气?有过抱怨和误会?”杨国霞想了半天，摇摇头：“这好像从来没有过。大家都特别理解我们的工作，对我们很好。经常有人出去旅行回来还给我们买小纪念品呢。”

　　月收入只有3000多块钱的杨国霞告诉我，她之所以会选择在居委会工作，就是因为她喜欢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每天感受着浓浓的人情味儿。

　　有时候很怕自己像诗人纪伯伦说的那样，“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而每当我坐在这些最普通的老百姓身边，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时，我就会打心眼里感激自己所从事的这份职业。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身份，我才能有幸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有机会静心聆听这许许多多普通老百姓的故事。在记录他们喜怒哀乐的同时，他们也在用自己的经历教会我们成长。

　　看看这个世界的背面

　　王山山

　　做调查报道应该是许多新闻人内心深处的情结——纵使不能像那些著名的前辈那样以调查为常态，似乎至少也得尝试过，心里才踏实。

　　今年夏天，我和摄影记者肖翊到蒙宁交界处，调查一家投资巨大的钢铁企业违规建设和生产情况。

　　一座庞大的工厂傲然矗立在大地上，东西南北共有11座大门，我俩却眼睁睁看着进不去。这时，我们发现1号门旁有一个缺口：一个活动板房搭建的临时办公室的后门就通向厂区内部，而这个办公室的功能是招工。

　　我给自己编的身份是当地一所中学的老师，自己有同学在外地的技校工作，委托我帮助打听情况，看能否解决一批学生的就业。对方介绍了招工情况后，我和摄影记者又先后佯装想上厕所，被允许从办公室的后门进了厂区，然后分头行动——摄影记者用手机偷拍下各个角落的大量照片，我混进车间和办公室打听情况。

　　一位年轻的女员工听说我是当地的中学老师后，热情地介绍了工厂详细情况，然后问我：“今年的文科高考状元是你们学校的吧?”我掉进了自己的陷阱中。我立刻说，自己还没休完产假，还没来得及看今年的高考通报。生活中说了谎话会脸红，那一次暗访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原来这么会装模作样……

　　曾经有一位农民跟我们一起调查豫北一个地方的乡村工业污染，采访开始不久就被来自企业的人跟踪，他想法帮我们换了两辆车，最终甩掉了跟踪者，自己却在另外的方向被另一拨人纠缠了一个下午。向记者提供线索时，他打印出的资料有近百页。他说：“记者不能乱说话，我先帮你做一点功课，至于真相，我陪你一起去看，但不会干扰你的判断。”

　　有时我们的采访与报道会促进问题的解决，有时却没有任何影响。在失落的时候，这些线人让我感受到正在崛起的公民意识和理性光辉，以及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