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小岗村 更上一层楼

　　——简忆大包干的产生和35年的改革发展历程

　　自上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高潮到人民公社化时期,包产到户这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反复出现过,但每一次都被无情地打压下去。许多基层干部,甚至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因此受到批判,被打成右倾、右派、走资派,有的被关进了监牢,搞得家破人亡。

　　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 “两个凡是”的束缚,人们的思想开始解放,在揭批“四人帮”和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包产到户这个“幽灵”,像一粒粒的种子,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在中国肥沃的土地中发芽生根,又开始复活了。

　　小岗村首创大包干的前后

　　安徽是受“四人帮”极左流毒危害最深的重灾区,“四人帮”的代理人对揭批“四人帮”捂了八个月的盖子,成为全国的老大难。正当此时,万里同志临危受命主政安徽,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

　　在揭批 “四人帮”、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万里和省委领导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发现安徽不仅政治上问题很多,经济上的问题也很严重。于是省委决定要起草一份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有关规定。万里说:要以生产为中心,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调动人的积极性要靠政策。文件起草后,1977年11月初经全省县委书记会议讨论通过后,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即省委六条规定)公布了,得到全省人民的拥护。 《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报道,并加了编者按,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1978年滁县地区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在贯彻省委六条规定和抗旱救灾中,发现有的生产队,暗中搞了包产到组,大旱之年不仅没有减产,反而增产了。经万里批准在全地区推行包产到组的试点,并在全区迅速推开。同时,有的生产队暗中搞起了包产到户,凤阳县的小岗生产队20户人家,115口人暗中首创大包干到户,他们还签订了一份“秘密协议”,按上了18个鲜红的手印(有两户外出讨饭没有回来),对外绝对保密。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开始时周围社队发现小岗的一些变化,不再集体出工以“大呼隆”方式干活,庄稼的长势也比周围社队长得好。后来发现他们搞了 “包产到户”,就纷纷向公社领导反映。有的说小岗队能包产到户单干,我们也要单干;有的说小岗队搞单干是资本主义复辟,是倒退。公社领导和有关部门开始从四面八方向小岗施加压力,逼迫他们立即纠正。甚至以不供应种子、化肥、不给贷款、不发返销粮等手段进行威胁。县委书记知情后,深表同情,并说“小岗队已经穷灰了,让他们试试看,全县有3000多个生产队,小岗队一个队复辟了,改过来就是了。 ”但包产到户在中央文件中尚属禁区,再加上其他社队也强烈要求搞包产到户的压力,有关部门对小岗的批判和压力越来越大。地委了解真情后,经地委研究,我作为地委书记,明确表示“批准他们干三年进行试验”,并正式通知县委不要再对小岗施加压力,一切责任由地委承担。从此小岗大包干带头人的压力解除了。

　　1980年元旦过后,我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顺应民心,积极引导》的发言后,正式向省委提出要为包产到户、大包干到户申报“户口”,承认它们也是社会主义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这得到了万里的支持,他在会议总结时说:“包产到户不是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是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他妈妈也很高兴。哎呀!可解决大问题了,你不给他报户口行吗?那天王郁昭同志说了,孩子挺好的,给报个户口吧,承认它也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许多干部去看过,都热乎乎的,但回来以后又凉了半截。为什么呢?不合法呀,要批判呀,说他是资本主义。那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分田单干不等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不是我们提倡,我们的态度是,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群众已经认可了,苦苦哀求,让我们干两年好不好呀,那就只能同意、批准!为什么责难那么多?我是不同意这种态度的,一定要满腔热情地帮助它完善提高,一年、两年、三年都可以,使农民富起来。 ”(见《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75—82页)万里批准为包产到户、大包干到户“报户口”的讲话,通过广播电台、电视台和《安徽日报》公布后,像春风一样,吹遍了江淮大地,大包干承包制迅速在全省展开。不过,这个户口还是地方户口,只能在安徽通行。

　　1980年2月,万里奉调中央工作,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农业。 1980年春节前夕,万里来到小岗队,他挨门挨户看了一遍,非常高兴。他说:“这样干,形势大好。我早就想这样干,就是没人敢干。 ”严宏昌说:“有人说我们是开倒车,是单干,是复辟,还能继续干下去吗? ”万里说:“地委能批准你们干三年,我能批准你们干五年。只要能多打粮食,对国家多贡献、集体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改善,干一辈子也不是开倒车。谁再说你们是开倒车,这场官司由我万里去打。 ”可是万里离开安徽仅一个多月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新来的领导人从3月底到8月中旬连续在蚌埠、芜湖、巢湖、合肥召开了四次会议,对包产到户、大包干到户发起了猛烈的批判和围攻,矛头直指滁县地区,妄图把万里批准为大包干报的户口予以注销。

　　他首先给包产到户扣上了 “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说大包干是只顾眼前利益的做法,当前搞包产到户虽然能增产,但不是我们的大方向,对老百姓来说情有可原,但对我们县以上干部来说,头脑要清醒。第二次,在芜湖会议上,他进一步提出包产到户“姓资不姓社”,要坚决停止,并对积极宣传报道包产到户的新闻记者威胁说,“早晚要算他们的总账”。第三次,在巢湖会议上说,现在看来包产到户还可以,仍然坚持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等“五统一”;而大包干到户不行,不搞五统一和统一分配,是两包一脚蹬,农民就会失去控制。第四次,在八月中旬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上,各地、市委领导同志发言后,我最后发言时说:“我们滁县地区双包到户(即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的面已经很大,而且还在急剧发展,得到群众的拥护,实践证明,确实能增产,希望能得到上级的支持,我们继续完善提高。如果上级领导不同意这样搞,就请上级领导下个文件,进行纠正,我作为下级,作为一位共产党员,我服从就是了。不要像现在这样,今天这里批,明天那里批,施加压力,搞得大家心情不舒畅,整天提心吊胆。我准备被撤职,但我问心无愧,对得起党,对得起广大人民群众。 ”

　　由于争论很大,省委第二书记顾卓新建议说,大家分歧这样大,不好进行总结,建议把邓小平那篇还没有公开发表的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稿念一遍,作为这次会议的总结。接着,省委秘书长宣读了这篇文稿,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邓小平讲话与中央五个一号文件的诞生

　　1980年9月14日,中央召开各省市第一书记座谈会,虽然也发生了“阳光道”与“独木桥”的争论,但由于邓小平那篇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公开了,起了停纷止争的作用。邓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 ‘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 ”(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15页)。经过会议认真讨论,达成了共识,最终顺利通过了由国家农委起草的代拟稿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0】75号文件。文件对是否可实行包产到户以及包干到户问题作了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方针的规定,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上取得了合法地位。 1981年9月,国家农委根据中央指示又开始为农村改革起草一个新的文件,即1982年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此文件公布后,受到农村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胡耀邦说:今后,农村工作方面,每年都要搞一个战略性的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从此,一直到1986年,中央连续发了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肯定了大包干是社会主义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大包干以燎原之势,在全国迅速普及开来。这是亿万农民的选择。

　　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只有一字之差,它们既有共同点,又有质的不同点。它们在“包”的问题上是一致的,但在“包”的内容和分配方式上却又存在着质的不同。

　　包产到户,农户包的是产量,实行以产计工,超产奖励,减产赔偿,强调要实行“五统一”,其中最主要的是“统一计划”和“统一分配”。社员生产的粮食等农产品,要全部上交生产队,由队统一核算,上交国家任务,扣下集体提留,然后以产量计算出工分数量,按人口分给社员口粮,最后按工分,分户结算全年收支情况。这种分配方式不仅手续繁琐,且容易产生贪污、挪用、超支等腐败现象,群众很不放心。

　　大包干到户是由农户同生产队签订承包合同,农户包的不是产量,包的是国家的征购任务和集体提留。农户生产的产品,不需要上交生产队,由农户按合同直接上缴国家任务,交够集体提留,剩下的剩多剩少都是自己的。农户生产的越多,剩下的就越多,农户是基本核算单位,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农户开始有了自主权,有了自己的财产,用农户的顺口溜来说:“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交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这种方式责、权、利很清楚。 “责”是保证国家的任务和集体的提留。 “权”是农户获得了对土地的使用权及经营自主权。 “利”是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大包干的分配方式概括起来说就是:“责权最明确、利益最直接、方法最简单、群众最放心。 ”这就是大包干的核心和实质之所在,所以,农民最终选择了大包干。

　　新的10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诞生

　　在中央原来五个一号文件之后,时隔18年,即2004年,又开始发了新的中央一号文件,标题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从此直到2013年连续发了10个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高全党对“三农”战略地位的认识,把 “三农”作为 “全党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综合起来看,这10个一号文件,其核心内涵是,我国已进入“以工促农,城市支援农村”的新阶段,因而需要制定“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期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惠农、富农、强农”的政策措施,取消自古以来已执行2600多年的农业税,对农业实行前所未有的各种补贴,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和农业服务体系。农业设施也有较大改善,农民收入增长较快,农民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平心而论,这十年是中国农民从改革红利中分享改革成果最多的时期,确实从中得到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实惠,因而取得了全国粮食生产“九连增”和农民收入“八连快”的效果。

　　但是,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农民家底薄弱,再加上国家对农业“欠债”很多,农业的基础地位仍然很脆弱。

　　小岗的困境和重新崛起

　　中国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全面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城市郊区、大型矿区等地方,涌现出一批新的典型,如江苏的华西大队、天津的大邱庄、北京的窦店……这些地方的特点是人多地少,因而率先发展工业或第三产业,迅速走上富裕。而小岗,相对来说,土地面积较多,仍坚持以农业为主。虽然征服了饥饿,吃饱了肚子,粮食增产,对国家做出了贡献。但就全国而言,一度曾出现“卖粮难”情况,接着农村又出现了“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的三乱现象,以致发展到国家收购农民的粮食不给现金“打白条”的严重程度。农民负担加重,干群关系,党群关系紧张,恶性案件、群体事件时有发生,群众的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以致粮食产量徘徊,群众收入缓慢,城乡差距扩大。小岗村仍然以农业为主,缺乏工业的支撑,对比那些以发展工业为主的先进单位,其富裕程度显然是落后了。当时在社会上曾引起小岗是改革的“先行者”却为何没有成为“先富者”的质疑。有人说:“小岗一夜越过温饱线,20年不过富裕门”。甚至有的说,“大包干一年好,二年平,三年就不行了”。

　　我认为小岗出现一些问题,主要原因有下列几点:

　　一是村子太小,只有20户人家115口人,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居民点,不仅村集体没有分毫的积累,还欠国家一大笔贷款。大包干以后只调动了家庭经营的积极性,而在“统”和“集体经营”,即双层经营方面,生产队则毫无作为。

　　二是当时村民所想的是,吃饱肚子以后,下一步主要是改善住房条件。经过几年的积累,将原来四面透风的土胚茅草屋改变成砖瓦房,接着又经过几年的努力,分户先后盖了两层小楼,外加一个小院子。

　　三是小岗大包干带头人中也有人深知“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道理,也开始领头兴办乡镇企业,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但由于领导班子内部意见不一致,又缺乏能够统揽全局的领军人物,虽然也上了几个项目,但屡战屡败,最终一事无成。只在多种经营方面,同张家港长江大队合作,开始种植葡萄,并修了一条友谊路。

　　为解决小岗的问题,1993年,凤阳县决定,小岗队与邻近的大严队合并;1998年,小岗村又与附近的严岗、石马两村合并,成立了小岗行政村。新的小岗村由23个居民点组成,共有946户,3970口人。国土面积22543.8亩,农用面积18935.7亩,其中耕地面积14500.35亩。实行大村制后,小岗村领导班子几经更换,但总是搞不好。直到2004年,安徽省财政厅干部沈浩被组织下派到小岗村任党委第一书记。后来又经村民选为村委会主任。从此,小岗村有了新的领军人物,形成了新的领导集体,继续弘扬大包干“敢闯敢试,勇于改革”的创新精神,小岗又重新走上了改革发展的快车道。由于沈浩工作认真,真抓实干,作风民主,与群众心连心,廉洁奉公,为小岗的发展做了一些实事,好事,深受群众爱戴。三年的下派期到了,小岗村98位乡亲,包括当年18位大包干带头人,第二次按上了红手印,要求把沈浩留下来,这在全国也是很少见的。省领导找沈浩谈话,征求他的意见。沈浩最终选择了继续留在小岗,在这期间他为小岗的发展做了很多实事。如发展各种经营,修建大包干纪念馆,发展红色旅游,招商引资,建村民文化广场,促进劳动力转移等等。由于沈浩任劳任怨,积劳成疾,于2009年11月病逝在工作岗位上。

　　今日小岗更上层楼

　　十八大之后,安徽省委、省政府领导人来到小岗调查研究,经民主讨论,确定了小岗今后的发展方向,即,“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之路,让新‘四化’同步协调发展”,继续弘扬大包干时期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和沈浩苦干实干精神,继续深化改革,加快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型的步伐。鉴于小岗村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区,在全国依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实际出发,决策者仍然把小岗今后发展方向定位于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多做贡献。同时,美化环境,发展红色旅游、观光农业第三产业,增加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把小岗村建设成为美丽新农村的示范村。

　　邓小平同志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发展,从长远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 ”(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55页)。改革开放35年来,小岗生产力水平已有很大发展,全村有大中小类型的拖拉机805台,农机总动力1.28万千瓦,农业机械化综合水平已达79%,管理水平,科学种田水平,综合生产能力都有所提高。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做相应调整,使生产力穿上“合脚鞋”。在家庭联产承包的基础上,应改革创新土地管理体制,实行土地流转,向集约化、适度规模经营转化,向种田能手、专业大户、家庭农场、新型产业农民、各类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集中;应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减少农民,由新型产业农民种田,向土地要效益,实现第二个飞跃。

　　2013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5周年。最近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针对继续深化农村改革明确提出,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等。

　　小岗村在土地流转、招商引资,发展规模经营方面,已迈出了新的一步。现在小岗村已先后流转土地8449.6亩,占全村可耕土地面积58%,实行适度规模经营。目前小岗村已建立八家专业合作社、两个家庭农场,有养殖大户五家、龙头企业四家。

　　小岗村在招商引资和农产品深加工方面有新突破。出现了10万头原种猪养殖基地、农林科技产业园。小岗面业、菜业、甜叶菊等项目相继落户。一个占地5平方公里的以农副产品深加工为主的工业园区的基础设施正在加紧建设。

　　在红色旅游方面,以大包干纪念馆、沈浩事迹陈列馆为中心,扩建了游客集散中心、小岗大酒店和培训中心,发展观光农业,种植大樱桃、蓝莓、樱花等,建设观赏花木园区,推动了农贸市场、农家乐等服务业的发展。 2012年,全村接待游客83万人次,国家授予其4A级旅游景区称号。

　　在交通建设方面,一条6.5公里的改革大道已成为小岗村与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友谊大道已成为一条商业步行街,创新大道、和谐路、大包干南路等纵横交错,小岗村正向现代农业、城乡一体化,创建美好乡村示范村的目标,同步向前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