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本报记者 蒋卓颖 上海报道
2013年,复星集团的多笔海外投资格外引人注目。对于三中全会后热议的中国金融改革,复星集团副董事长兼CEO梁信军也有国际视野。
在2013年的最后两天里,梁信军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谈到他对金融改革中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和上海金融定位的观点。
梁信军强调要把上海变成一个中国资产出海基地,占据每年千亿美元出海资金的三分之一。梁信军认为,目前是人民币实现国际化的天赐良机,一旦抓住这个机遇,能增加中国在国际经济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中国成为国际发钞行之后,也降低了最终系统性风险。
“所以我认为,取得主导货币的权利,你就等于给自己增加了一个最终的生命体系的保障。这种战略意义,你必须抓。”梁信军说。
《21世纪》:三中全会的亮点在于金融领域改革。改革方案中,大家都比较关注利率市场化,它将带来什么后果?
梁信军:金融领域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会产生什么影响?我认为短期内利率可能会上调,但长期肯定得下降,而且下降力度很大,这将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依赖高净息差生存的方式将来难以持续。所以最终,金融资源会向有资产运用能力的金融机构集中,具体来说,就是银行存款大搬家。
现在银行高成长的收益,无一例外都在围绕着80多万亿的存款做文章,这其中真正有高收益的部分,是个人存款。而在个人存款里面,有16万亿是活期的。这部分钱现在普遍在往货币基金搬家。
我听到一个消息,最近有家银行准备推出一个跟货币基金挂钩的电子信用卡,是活期的,但是他的计息按货币基金收益率计息,这就相当于是“余额宝”。区别是,余额宝只能在网上支付时刷,而信用卡可以在任何地方刷。我认为这个项目一旦启动,这家银行的存款一夜之间会全部转到那里,并且其他的银行活期存款都会跑过来。所以,利率市场化的一个结果,就是之后银行要争夺资产,或者说是争夺资产管理能力。那么对于国有银行来说,如何建设资产管理能力?那不是靠垄断,而是只能靠人才,必须改变机制。没有机制,人是吸引不到的。
所以利率市场化的压力,很快会催生国有银行向民营靠拢,在激励机制上靠拢。靠拢的方法论,一个是内部改革,第二个就是被迫的想办法在所有制上动点文章。
《21世纪》:对于金融改革,大家的担心也是很多的,比如说影子银行。对此你怎么看?
梁信军:金融改革方面,直接金融是第二个问题。很多人把直接金融简单等同于影子银行,但我觉得直接金融发达,是整个金融的公平环境建设的重要基础。
在这个世界上,公平、平等是普世价值观。而直接金融就是建设了一个公平环境,它让有钱的人直接可以把钱借给需要钱的人,让他直接获取收益。相比之下,间接金融就是有钱的人把钱存在一个媒介,这个媒介就是银行,然后银行再把钱借出去。直接金融的作用,是减少了中间环节,但它同时也带来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脱离媒介之后,将由谁对信用进行监管?政府的监管责任在哪里?一旦出现信用违约的情况,风险将由谁承担?第二,即便脱离媒介之后,双方也还需要一对一的交易,那么交易成本如何降低?如果交易成本高到跟有媒介的时候一样,直接金融就失去意义了。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
美国的直接金融比例高达80%,即便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比例也远远高于我们。这就说明,一个真正更加市场化、更加透明度高的监管能力强的市场里,直接金融会快速发展起来。
中国现在一方面欢迎直接金融,觉得直接金融有很多草根性质、民间性质;另一方面,又怕影子银行。但不得不承认,不管大家接不接受,喜不喜欢,直接金融发展已经成为趋势,并且正在高速成长。从今年央行发布的统计数字看,今年全年直接金融跟间接金融比例差不多,而按照复星自己的研究,直接金融比例是大大高出间接金融的。
直接金融的野蛮生长,给了民营企业很多空间,因为直接金融不是国有金融机构擅长的领域,直接金融的单体体量都很小,需要创新。所以我认为,即便在金融这样一种国有比例很高的领域,也需要民营化。在直接金融高速成长里,也需要民间资本大规模的参与。
《21世纪》:你认为金融改革下一步亮点是什么?
梁信军:人民币国际化肯定是一个亮点。我认为人民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结算体系的问题,一个是资金的运用问题,就是资金怎么出去。把国有的钱弄出去,风险是很大的,如果在海外的人民币投资损失,就等于造成国家财政损失,我们整个国家财政就没了。所以,还是应该鼓励民间企业去弄。国有的机构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起一下引领作用就行了,可以作为领头羊,后面的羊群应该是民间的资本、民间的企业。
人民币国际化非常重要。首先,人民币一旦开放,短期内利率市场化就会导致负债上有竞争,然后负债成本会提高,利息会增加,存款利率会增加。
存款利率增加再配合人民币走出去是什么概念?中国的储蓄利润率比别人高,所以会有外来资本内流。其次,国内资产过去一直不让海外投资,如果突然开放,等于拿到一个红利制度,资本是很愿意出去的。所以在热钱流入的同时,境内的资本也会流出,比如投资海外房产。
人民币国际化,最终应该鼓励民间资本多发挥作用。我认为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通道建设、服务能力建设方面,民营企业就有很大的可为之处。民营企业可以到海外拿牌照,比如复星,就在香港领了保险牌照,在内地领不到。
人民币出境之后,会带来两个延伸的效应。第一个,宏观效应。中国国内现在资产通货膨胀率很高,老百姓都感觉到了,投资品涨得很厉害。背后的原因,就是通胀。所以中央鼓励人民币国际化,如果人民币能够大量流出到境外,就可以显著地降低国内的人民币库存,降低国内通货膨胀的战略压力。如果有20万亿流出去,就给国内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空间,留出20万亿来。现在做每个货币刺激政策的时候,都担忧会引发多大通胀。如果钱能出去,我认为决策空间就大了很多,中国经济的弹性也增加了很多。
第二,就是人民币国际化之后,央行成为国际发钞行的问题。到2013年11月份,人民币在传统贸易融资工具-信用证和托收使用中的占有率是8.66%,美元是81%左右,欧元是6.64%。现在都讲大国和平崛起,军事崛起、制造业崛起和金融崛起都要付出代价,但是人民币国际化,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目前日元主动要求通胀,欧元体系自身还不完善,美国也自顾不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花费极小的政治代价、经济代价和社会代价,就能让人民币成为全世界第二大货币,这个机会千载难逢。
一旦抓住这个机遇,对中国来说,长远来看增加我们在国际经济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我们成为国际发钞行之后,也降低了我们最终系统性风险。因为货币危机甚至国内的经济危机、债务危机,最终可以通过国际性货币体系进行转嫁。比如美元就是这样做的。现在美国欠了全球的国债达17万亿美金,如果美国真的决定印钞,那么就相当于他一夜之间就没债了,都由其他国家替他买单。但代价是别人不再相信美元。所以我认为,取得主导货币的权利,你给自己增加了一个最终的生命体系的保险。这种战略意义,你必须抓。
《21世纪》:上海自贸区可以说是改革的先行区和试错区,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给了企业非常大的发挥空间,是一种思维上的革新。那么上海未来有怎样的机会?
梁信军:我认为,首先,上海现在要吸引的不是负债端,而应该布局资产端,把资产端效率高的金融机构都吸引到上海来,将来上海就可以成为金融中心。第二,目前中国前二十名银行的总部,主要都在北京。直接金融对上海是个天赐良机。直接金融体量小,很分散,上海应该吸引更多直接金融,做直接金融中心。第三,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中,上海可以扮演资金流出和流进的跳板,所以上海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服务能力,起到交易中心的作用。第四,2013年有大约1000亿美金资产出海,1000亿美金如果有三分之一通过上海这个平台走,那上海未来资金总量搞大了,资金出海以后的收益也会汇聚在这里,我认为某种程度上说,这比吸引FDI的意义还要大。要把上海变成一个中国资产出海基地,目标就是做到三分之一。第五,上海要积极发展保险业务,现在上海保险总部聚集的概率很低。
2013年,复星集团的多笔海外投资格外引人注目。对于三中全会后热议的中国金融改革,复星集团副董事长兼CEO梁信军也有国际视野。
在2013年的最后两天里,梁信军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谈到他对金融改革中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和上海金融定位的观点。
梁信军强调要把上海变成一个中国资产出海基地,占据每年千亿美元出海资金的三分之一。梁信军认为,目前是人民币实现国际化的天赐良机,一旦抓住这个机遇,能增加中国在国际经济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中国成为国际发钞行之后,也降低了最终系统性风险。
“所以我认为,取得主导货币的权利,你就等于给自己增加了一个最终的生命体系的保障。这种战略意义,你必须抓。”梁信军说。
《21世纪》:三中全会的亮点在于金融领域改革。改革方案中,大家都比较关注利率市场化,它将带来什么后果?
梁信军:金融领域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会产生什么影响?我认为短期内利率可能会上调,但长期肯定得下降,而且下降力度很大,这将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依赖高净息差生存的方式将来难以持续。所以最终,金融资源会向有资产运用能力的金融机构集中,具体来说,就是银行存款大搬家。
现在银行高成长的收益,无一例外都在围绕着80多万亿的存款做文章,这其中真正有高收益的部分,是个人存款。而在个人存款里面,有16万亿是活期的。这部分钱现在普遍在往货币基金搬家。
我听到一个消息,最近有家银行准备推出一个跟货币基金挂钩的电子信用卡,是活期的,但是他的计息按货币基金收益率计息,这就相当于是“余额宝”。区别是,余额宝只能在网上支付时刷,而信用卡可以在任何地方刷。我认为这个项目一旦启动,这家银行的存款一夜之间会全部转到那里,并且其他的银行活期存款都会跑过来。所以,利率市场化的一个结果,就是之后银行要争夺资产,或者说是争夺资产管理能力。那么对于国有银行来说,如何建设资产管理能力?那不是靠垄断,而是只能靠人才,必须改变机制。没有机制,人是吸引不到的。
所以利率市场化的压力,很快会催生国有银行向民营靠拢,在激励机制上靠拢。靠拢的方法论,一个是内部改革,第二个就是被迫的想办法在所有制上动点文章。
《21世纪》:对于金融改革,大家的担心也是很多的,比如说影子银行。对此你怎么看?
梁信军:金融改革方面,直接金融是第二个问题。很多人把直接金融简单等同于影子银行,但我觉得直接金融发达,是整个金融的公平环境建设的重要基础。
在这个世界上,公平、平等是普世价值观。而直接金融就是建设了一个公平环境,它让有钱的人直接可以把钱借给需要钱的人,让他直接获取收益。相比之下,间接金融就是有钱的人把钱存在一个媒介,这个媒介就是银行,然后银行再把钱借出去。直接金融的作用,是减少了中间环节,但它同时也带来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脱离媒介之后,将由谁对信用进行监管?政府的监管责任在哪里?一旦出现信用违约的情况,风险将由谁承担?第二,即便脱离媒介之后,双方也还需要一对一的交易,那么交易成本如何降低?如果交易成本高到跟有媒介的时候一样,直接金融就失去意义了。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
美国的直接金融比例高达80%,即便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比例也远远高于我们。这就说明,一个真正更加市场化、更加透明度高的监管能力强的市场里,直接金融会快速发展起来。
中国现在一方面欢迎直接金融,觉得直接金融有很多草根性质、民间性质;另一方面,又怕影子银行。但不得不承认,不管大家接不接受,喜不喜欢,直接金融发展已经成为趋势,并且正在高速成长。从今年央行发布的统计数字看,今年全年直接金融跟间接金融比例差不多,而按照复星自己的研究,直接金融比例是大大高出间接金融的。
直接金融的野蛮生长,给了民营企业很多空间,因为直接金融不是国有金融机构擅长的领域,直接金融的单体体量都很小,需要创新。所以我认为,即便在金融这样一种国有比例很高的领域,也需要民营化。在直接金融高速成长里,也需要民间资本大规模的参与。
《21世纪》:你认为金融改革下一步亮点是什么?
梁信军:人民币国际化肯定是一个亮点。我认为人民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结算体系的问题,一个是资金的运用问题,就是资金怎么出去。把国有的钱弄出去,风险是很大的,如果在海外的人民币投资损失,就等于造成国家财政损失,我们整个国家财政就没了。所以,还是应该鼓励民间企业去弄。国有的机构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起一下引领作用就行了,可以作为领头羊,后面的羊群应该是民间的资本、民间的企业。
人民币国际化非常重要。首先,人民币一旦开放,短期内利率市场化就会导致负债上有竞争,然后负债成本会提高,利息会增加,存款利率会增加。
存款利率增加再配合人民币走出去是什么概念?中国的储蓄利润率比别人高,所以会有外来资本内流。其次,国内资产过去一直不让海外投资,如果突然开放,等于拿到一个红利制度,资本是很愿意出去的。所以在热钱流入的同时,境内的资本也会流出,比如投资海外房产。
人民币国际化,最终应该鼓励民间资本多发挥作用。我认为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通道建设、服务能力建设方面,民营企业就有很大的可为之处。民营企业可以到海外拿牌照,比如复星,就在香港领了保险牌照,在内地领不到。
人民币出境之后,会带来两个延伸的效应。第一个,宏观效应。中国国内现在资产通货膨胀率很高,老百姓都感觉到了,投资品涨得很厉害。背后的原因,就是通胀。所以中央鼓励人民币国际化,如果人民币能够大量流出到境外,就可以显著地降低国内的人民币库存,降低国内通货膨胀的战略压力。如果有20万亿流出去,就给国内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空间,留出20万亿来。现在做每个货币刺激政策的时候,都担忧会引发多大通胀。如果钱能出去,我认为决策空间就大了很多,中国经济的弹性也增加了很多。
第二,就是人民币国际化之后,央行成为国际发钞行的问题。到2013年11月份,人民币在传统贸易融资工具-信用证和托收使用中的占有率是8.66%,美元是81%左右,欧元是6.64%。现在都讲大国和平崛起,军事崛起、制造业崛起和金融崛起都要付出代价,但是人民币国际化,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目前日元主动要求通胀,欧元体系自身还不完善,美国也自顾不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花费极小的政治代价、经济代价和社会代价,就能让人民币成为全世界第二大货币,这个机会千载难逢。
一旦抓住这个机遇,对中国来说,长远来看增加我们在国际经济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我们成为国际发钞行之后,也降低了我们最终系统性风险。因为货币危机甚至国内的经济危机、债务危机,最终可以通过国际性货币体系进行转嫁。比如美元就是这样做的。现在美国欠了全球的国债达17万亿美金,如果美国真的决定印钞,那么就相当于他一夜之间就没债了,都由其他国家替他买单。但代价是别人不再相信美元。所以我认为,取得主导货币的权利,你给自己增加了一个最终的生命体系的保险。这种战略意义,你必须抓。
《21世纪》:上海自贸区可以说是改革的先行区和试错区,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给了企业非常大的发挥空间,是一种思维上的革新。那么上海未来有怎样的机会?
梁信军:我认为,首先,上海现在要吸引的不是负债端,而应该布局资产端,把资产端效率高的金融机构都吸引到上海来,将来上海就可以成为金融中心。第二,目前中国前二十名银行的总部,主要都在北京。直接金融对上海是个天赐良机。直接金融体量小,很分散,上海应该吸引更多直接金融,做直接金融中心。第三,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中,上海可以扮演资金流出和流进的跳板,所以上海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服务能力,起到交易中心的作用。第四,2013年有大约1000亿美金资产出海,1000亿美金如果有三分之一通过上海这个平台走,那上海未来资金总量搞大了,资金出海以后的收益也会汇聚在这里,我认为某种程度上说,这比吸引FDI的意义还要大。要把上海变成一个中国资产出海基地,目标就是做到三分之一。第五,上海要积极发展保险业务,现在上海保险总部聚集的概率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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