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

　　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主要放在对现有增长速度的基本认可和速度继续下行的担心上,潜意识处还是希望有较高的增长速度。我以为这些都还是一些表面化的认识。核心的问题是要明确中国经济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增长?必须搞清楚影响和决定经济增长的本原性问题,然后才能据此科学评估时下的增长以及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矛盾。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站在国家角度上,中国如何设定经济增长的目的、实现比较理想的经济增长?我认为有两点必须考虑:一是尽可能满足居民对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这是居于经济发展首位的目的;二是争取开放条件下的国际竞争力优势,保持对外贸易的总体平衡。满足这两个目的,就算是比较理想的经济增长。问题是由于一些增长条件的约束,实现理想的增长并非易事。具体必须考虑到以下一些因素:

　　——居民增长的消费需求因素

　　居民消费始终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居民消费本身的增长也并非是越快越好。一般来说,人类在解决温饱、生活设施初步完善以后,消费的增长就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这时候,主要追求消费的品质、安全、环境和健康等因素,消费表现科学合理而富于理性。特别是在没有大的消费升级和更新换代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片面追求过高的消费品零售增长,以此带动经济增长,不是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同时,消费还受到收入增长水平的限制,在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不能指望消费增长有很高的速度。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并非是这些国家的生产能力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费处于相对饱和的状态,不会有大的增长。

　　——资源的供给因素

　　资源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当今世界,资源禀赋丰富的国家,未必就是经济发达的国家。但这并不能降低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从长期发展来看,一个国家如果资源匮乏,会制约自身的经济增长,其经济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它获得外部资源的能力,以及它利用资源的水平和效率。考虑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必须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是速度和数量。

　　——环境容量因素

　　在现代社会,环境成为人们重要的消费元素,在经济增长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人们必须在保护环境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得的经济高速增长,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人们的消费,事实上抵消了部分的经济增长。比如由高速增长引致的空气污染、水污染等,必然会明显加大经济增长的外部成本,增加环境治理和修复的投入经费。所以,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就要认真考虑适当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减少对环境的破坏问题。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环境容量有限的国度,更要考虑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刚性约束。

　　——国际竞争力因素

　　国际竞争力强的国家,经济增长会有较大空间和回旋余地,国内外市场的利用游刃有余。通常在国内市场需求疲软的时候,可以在国外市场上争取较多的份额。并且在应对技术壁垒、环境壁垒、关税壁垒等方面也能保持一定的优势。中国过去若干年里的经济增长,除了改革驱动和投资拉动外,主要是依靠利用外资、扩大出口、劳动力的低成本、环境准入的低门槛以及土地的低价优惠。今后一段时期,原来那种有缺陷的国际竞争力优势将好景不在,过去的增长方式会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必须在争取新的国际竞争力优势方面有所突破。

　　——科技创新因素

　　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大的关系,无论是在消费层面上还是生产层面上,科技创新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使用什么样的工艺和设备生产,有多高的劳动生产率,产品的品种、性能如何,都跟科技创新有很大关系。并且,科技方面的创新,不可能靠单纯的引进。虽然,在某个历史阶段,资本和技术的引进会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没有自身的创新,经济增长只能是“懒汉式”、“寄生型”的。从长期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必须依赖于科技自主创新的环境以及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判断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趋势,必须将科技创新作为重要的因素加以考量。

　　——制度因素

　　经济制度涉及到人的权力、利益和责任,人的行为是约束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作为经济制度表现形式的经济体制,能否激励人们追求利益的动力、规范经济行为并形成有效的宏观调节,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增长的实际效果。比如在收入的宏观分配问题上,如果基尼系数过高,财富急剧向少数人集中,多数人没有同时分享发展的成果,同样在事实上抵消了实际的高速增长。并且这样一种分配制度不可能维系长期的快速增长,甚至有可能成为经济下行的重要因素。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

　　综合考察上述几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才能决定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这是我们必须严肃面对的重大课题。

　　——突出以消费为目的的经济增长

　　中国是人口超级大国,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必须始终确立以消费为中心促进经济增长的理念,打破为生产而生产、为投资而投资的增长传统。将经济增长的重点放在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方面,注重消费条件的改善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居民消费质量以及消费对于社会发展的进步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标准。特别是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现在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在70%左右,我国不到40%,反映了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经济增长为了投资的特征,从反面说明消费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另外,消费安全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突出矛盾。缺少消费安全,任何经济增长都会变得毫无价值和意义。前些年,从出现三聚氰胺“毒奶粉”后,不断出现“毒大米”、“毒猪肉”、“毒香肠”、苏丹红、地沟油等,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搞得人心惶惶、无所适从、无可奈何,在相当程度上是将人们一下子从发展状态退回到生存状态。这也给中国的经济增长敲响了警钟。

　　——抛弃狭隘的速度思维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到实行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来,各级政府以及许多经济学者灵魂深处的思维,基本上是要以经济增长的高速度来赶上和超过经济发达的国家,先是提出要“超英赶美”,现在则是计算按照前些年和现在的增长速度,将在哪一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我当然希望中国的经济能赶上美国,但是如果脱离实际情况和客观条件,不负责任地充满幻想,很可能是“黄粱美梦”。一方面,给“中国威胁论”提供借口,另一方面,如果事与愿违,会打击人们的信心。其实,各国的资源禀赋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经济增长速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是正常的,不必脱离实际强求一定要赶上和超过某个国家。而且,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过去多年的高速增长,除了高于GDP2-3倍的固定资产投资外,还包括大规模利用外资和大规模出口,GDP中有30%左右的外资份额。如果不是计算GDP,而是计算GNP,情况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果剔除外资企业的出口,贸易顺差肯定有很大差异。我认为,考虑到约束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因素、环境因素、技术因素,在最近几十年里,中国经济不用说在技术上赶上美国,就是在总量上赶上美国,都是困难的事。结合2013年上半年GDP7.6%的增长,我跟许多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个速度不是偏低,而是仍然偏高,不排除存在过热的情形,有相当大的降幅空间。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如果能在3%-5%或2%-4%左右,就是理想的增长,如果降到1%-2%,只要居民的消费不降低或略有提高,社会也能承受。片面追求高增长,只会图虚名、招实祸!

　　——将环境保护放在经济增长的首位

　　在工业化中后期,环境在经济增长中上升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消费层面上,环境成为了重要的和基本的消费品。比如,对清洁空气的需求、对干净水的需求,是消费的基本组成部分。如果只是钱多了、房子大了,但生活在雾霾状态,会大大降低消费的质量。必须彻底从“先上车、再买票”,“先污染、再治理”,“边治理、边污染”中摆脱出来,对现有土壤环境、水环境、大气环境等进行认真的普查和评估,坚持严格的环境评审制度。必须根据环境容量,确定经济增长速度;宁愿经济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也要保护生态环境;先要绿水青山,后要金山银山。对牺牲未来、以破坏损害环境为代价形成的经济增长,必须严惩重罚,决不搞下不为例。

　　——促进分配公平的经济增长

　　分配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是从结果上反映生产关系。分配公平对经济增长有决定性的作用。公平分配条件下5%的增长,可能比不公平的10%的增长要强很多。这方面,首先要走出西方福利经济学关于公平的误区。在西方福利经济学中,公平的定义是收入均等化的概念,与我们追求的公平相去甚远。我曾经提到过平等不平均、平均不平等。分配的公平,不是收入的无差异,也不是差异越大越好,而是将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不同意“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说法,应该是“公平优先、促进效率”。因为效率来自于公平,公平出效率。上个世纪90年代,有些人讲蛋糕做大了,再来公平地切蛋糕,但这些年蛋糕确实大多了,可是收入分配却更不公平。这就是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论者最好的回答。联系到这些年房价为什么越来越高,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仍然居高不下,问题的背后是收入不公平造成的后果。一些富人财富来得太快,囤积了大量住房,垄断了房价,形成了大批穷人买不起房、商品房严重过剩的局面。另外,前些年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劳动者工资所占比重较低,也反映了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情况。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必须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保护劳动者合法的收入;建立累进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征收机制,在不搞平均主义、保证投资者积极性的基础上,强调高收入者多交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保护低收入困难群体基本的生活权利,保证基本的生活条件;确实处理好政府、企业、劳动者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合理调节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分配比例。

　　——建立有责任约束的经济增长机制

　　经济增长既要有利益激励,又要有行为规范,二者缺一不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很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比谁都高,比老百姓高,比企业家高,但是面对经济增长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比如分配不公、环境污染、房价高涨等,却找不到真正的责任主体。小平同志讲 “发展是硬道理”,但表现在地方政府,往往“高速增长是硬道理”、“上项目是硬道理”、“招商引资是硬道理”,对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投资高负债等严重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往往是将矛盾向后拖延,包括贷款,也是只负责贷、不负责还。说到底,缺乏完善的制度约束,没有真正形成对增长负责的机制,尤其是对未来负责的机制。新时期的经济增长,必须建立起一整套强有力的责任约束机制,一任领导,不仅对任期内的增长速度负责,更要对生态环境保护、资源有序利用、收入分配公平、偿还债务等负责,而且,还要对任期内自己行为给后人和未来造成的影响负责。有了这样的责任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只追求高增长却不承担高增长后果的矛盾积弊,让经济增长回到合乎规律的科学轨道上来。

　　(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