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乡村精英遭遇经济学家两家明星农村机构的互斥性分手

一家被国际组织认为是中国乡村小贷的模板，一家是正被农村研究者向决策层推荐的综合性农村组织样本，它们的竞合争议，投射出农村金融领域仍需厘清政策空间。

 本报记者 王峰

    实习记者 马永涛 山西永济、北京报道

    今年5月7日，张彦杰到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寨子村时，被村长谢福政带人拦住了。张彦杰是永济市富平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下称“富平小贷公司”）的社区发展专员，2012年7月后的一段时间，他经常回不了公司在寨子村的办公室。

    富平小贷公司由经济学家茅于轼在2009年发起成立，国际组织赞扬它是像尤努斯一样的中国版乡村小贷试验。公司决策和监督层由知名企业家和经济学者组成。至2012年底，富平小贷公司在永济市已累计贷款近1.45亿元。

    之所以选择寨子村，是因为从1998年起，寨子村的村民就被郑冰组织起来。这个曾经的小学民办教师、谢福政的妻子，已成长为一名极具领导力的乡村精英。合作经济和公共服务，令其摆脱了多数乡村组织单纯经济合作的面孔，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综合性农民组织。

    十八大之后，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高级官员曾听取过郑冰的综合农协模式。农协被当地人称为“蒲韩乡村社区”（下称蒲韩社区），范围涵盖了永济市蒲州镇和韩阳镇43个自然村、3865户村民。这是一组囊括多重农村经营体系，不断谋求产业、金融内部融合的合作社群。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山西省委高层曾将其列为一项调研课题。

    如今，蒲韩社区已与富平小贷公司中止合作，并开始发展自己的更富农民互助性质的小额贷款，富平小贷公司也将其在永济的商业模式复制到了别处。

    随着集体土地交易性价值的累积，怎样进一步使农村经营性资产与农村金融相结合，成为热点话题。富平小贷公司能否让小贷模式平稳适应其他地区，蒲韩社区的互助金融如何在不确定的政策环境下成长，已经带有更普遍的标杆性。

    茅于轼的试验

    1993年，64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山西开始了针对农民的小额贷款项目，免息帮村里的孩子上学、治病；如果用来发展生产，则要收1%的月息。2005年的一次会议上，跟随茅于轼做公益小贷的北京富平学校校长沈东曙遇到了郑冰。

    “2006年，富平学校进入蒲韩社区，至2009年做了三年社区基础发展工作”，北京富平学校执行校长李利亚说。2009年，注册金3000万的富平小贷公司成立。

    富平小贷被称为国内第一家总部位于农村，专为农民提供小额贷款的公司。“有调查显示，目前国内一共有七千多家小贷公司，但像富平一样专为农户服务的不超过十家”，北京富平学校执行校长李利亚说。

    富平小贷公司本金从最初的40万，一直涨到了3000万，后来贷款规模壮大，亦从商业银行拆借资金。放给农民的贷款每笔五千元至三万元不等，贷款者无须担保，全凭信用，但需以家庭为单位。每月的贷款利息最初为1.5%，后来涨到了1.75%。

    这意味着21%的年息，已接近法律界定的不受司法保护的高利贷边缘。但“利率高，回报更高的小额贷款正在帮助勤劳勇敢的中国农民创造奇迹”，经济学家吴敬琏如此评价。

    “如果利率过低，特别是利率低于当地市场利率的情况下，很容易使当地的富人、有势力的人用穷人的名字申请贷款，从而让低息贷款无法到达穷人手中。”北京富平学校执行校长李利亚说。

    “很多贷款户申请2-3万元自己做种植或养殖，往往一年收入能达到5-6万元，收益是完全可以覆盖利息的”，她说。

    富平小贷公司模式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其信贷员全都是农民。设立之初，富平学校派驻了7名管理和研发人员，蒲韩社区的12名村民则成为最早的信贷员。

    原来的农村妇女王变娥是富平小贷公司第一位信贷主任，“我们的工作就是聊天。”不论风吹日晒，王变娥总是骑着电动自行车或摩托车走访客户，“做他们的朋友”，用农民和农民打交道的方式放贷收贷。

    也是在这样的走访中，她甚至成了贷款户们家庭矛盾的协调员、道德教育者，以及农业市场和技术信息的集散地。如今，富平小贷公司的信贷员共有30多人，全部由当地村民构成。

    在进入富平小贷公司做信贷员之前，王变娥等人都是蒲韩社区的工作人员，已经具备一定的乡村建设经验和组织能力。蒲韩社区的领导者郑冰担任富平小贷公司的副董事长，负责公司人事。

    比训练有素的信贷员更重要的是，富平小贷公司面对的市场，不再是原子化的乡村社会。当地村民说，“农民协会把我们组织起来了，把村子搞得热热闹闹的。”

    2010年，吴敬琏、茅于轼等经济学家来到了永济，并给予当时几乎没有坏账的富平小贷公司很高评价，乡村妇女王变娥成了经济学家惊羡目光下的明星。

    然而，2012年5月，劳动合同到期后，包括郑冰在内的11名当地村民员工离开了富平小贷公司。双方以矛盾，甚至发生肢体冲突的方式结束了合作。郑冰回到蒲韩社区，开始搞社区自己的小贷业务。

    注定分手？

    事实上，商业小贷公司与农民组织的合作开始不久，分歧就已隐现。

    2006年，北京富平学校进入蒲韩社区时，小额贷款是两个组织的合作项目。由富平学校提供资金，蒲韩社区独立放贷，年息18%，收入全额回款给富平学校。

    据蒲韩社区提供的数据，2006年至2008年，富平学校提供的小贷资金从40万元、200万元涨到400万元，三年共产生利息131.4万元。项目结束后，本息全部回款给了富平学校。

    其间，双方的合作是批发商与零售商的关系：富平学校将资金交给蒲韩社区，蒲韩社区再面向村民放贷。比如，2006年时，富平学校与蒲韩社区分两期签订资金合作协议，每期时限3个月，村民贷款时直接向社区打欠条。3年时间里，竟然没有一笔坏账。

    经济学家用农村小贷的方式，解决了此前正规金融机构所不愿顾及的农民的资金饥渴，而郑冰认为，100%的贷款回收率，则得力于社区骨干对村民诚信的了解，农民和社区的互信，以及信贷员的工作能力。

    但2009年成立的富平小贷公司，并不是两家组织合作的产物，包括郑冰、王变娥在内的12名蒲韩社区人员，一对一与富平小贷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

    “富平学校曾经希望我们入股200万，但我自己肯定没有这么多钱，让村民每人5万、10万的凑，又觉得太麻烦”，郑冰说。富平小贷公司的注册资本是3000万。

    富平小贷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实现利息收入2099万元，累计支出1545万元，净利润601万元。蒲韩社区提供的资料称，毛收入中有一笔192万元管理费上交给了股东之一北京富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郑冰说，富平学校在2009年公司成立前，曾口头承诺将30%的利润返还给蒲韩社区，但一直没有做到。双方的分歧还体现在富平小贷公司的社区服务上，“在怎么做社区发展上，我几乎和郑冰谈了一年，都谈不通”，北京富平学校执行校长李利亚说。

    北京富平学校提供的资料称，在过去6年中，富平小贷公司在永济社区发展中投入的资金超过300多万。包括幼儿园教师培训，生产技术培训和定期慰问老人等。郑冰方面则认为实际到社区的资金并没有那么多。

    公司成立不久，富平学校和郑冰发生了合作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执，富平学校决定将贷款利息提高到目前的1.75%，但被郑冰认为为农民服务，应该有所节制。郑冰说为此“整整争了一天”，但最终妥协。

    在一名外界观察者看来，“按照市场的逻辑，富平小贷公司出资金得利息，蒲韩社区的骨干出劳务得工资没有什么不合理。不过，富平方面却没能再进一步，以制度化方式承认协会的组织力、社会互信资本的稀缺性，予以合理的市场定价。”郑冰看重的是能反哺社区自身的资本。

    等到郑冰等人的劳动合同到期，双方的分手似乎早已注定。郑冰说，她自始至终没有动过富平小贷公司给她的工资卡。

    蒲韩社区小贷冲动

    今年4月，受山西省委主要领导的指派，张建武参加了山西省社科院对蒲韩社区的考察。“蒲韩乡村社区只是一个口头上的称呼”，山西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张建武说。

    2004年，在永济市委书记的支持下，永济市蒲州镇农民协会在市民政局正式登记注册。2007年，应上级要求变更注册为蒲州镇果品协会。2008年，原协会统辖下的各类农民合作组织纷纷登记成各个专业合作社，蒲韩乡村社区这个新的称谓被创造出来。

    目前，蒲韩社区正式注册了18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两个有机联合社，一个农民技术学校，一个果桑服务公司。社区的小贷业务，就设在养殖种植联合社中。以1.5%的月息放贷，同时也在吸储。

    事实上，在富平学校来到蒲韩社区之前，郑冰已开始了乡村金融试验。2003年，郑冰开了一次几百人的社区大会，以每亩地50元征集村民向农资店入股，一共收了300多户共11万元，这些入股村民不仅可以在年终拿回本息，还可以低于市价一两块钱的价格购买化肥。

    此时，富平学校来到蒲韩社区，正是看到村民对农资店的入股，“就问我们需不需要贷款”，郑冰说。

    为了推广有机农业，联合社要求每户社员拿出1至5亩土地进行土壤转化，目前共有9000亩土地进入土壤转化，为期3年。为了防止农户私自使用化肥、农药，每亩地需要向联合社缴纳500元保证金。目前有1635户“入股”，总额近170万元。

    联合社实行果蔬统一销售，平均每亩地产生2000-2500元销售额，“这样每年的销售现金流竟然有1000多万，今年春天仅一个村子卖桃的收入就有400多万”，郑冰说。

    很多农户在卖完水果后，并不急着把钱取走，于是以3厘利息存入联合社，联合社将这些集中起来的“存款”以1.5%的月息放贷，“盘活了这些资金后，才发现农村根本不缺钱”，郑冰说。

    “根据政策，可以在村民自愿情况下，吸纳社会资金，但范围严格限定在合作社范围内”，山西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张建武说。

    为了符合国家规定，蒲韩社区将资金服务分设在各个专业合作社内部，同时为提高管理效率，又利用原来的协会平台，对各个合作社资金服务统一管理。为了弥补流动资金的不足，联合社每个月从香港施永青基金会转贷资金，金额从50万到300万不等，月息为0.7%。

    2012年，蒲韩社区的小贷业务实现总收入813万，成本732万，其中支出管理费73万，实现利润81万。利润中，按照交易额以实物返还会员的总值为9.5万。自2012年9月至2013年8月，蒲韩社区的资金互助业务累计发放贷款2644万元。

    这些利润已被规划好如何分配：60%将在三年内返还给社员，10%作为团队的激励，30%提为公益金。“返还不以现金形式，而是用于引导社员的消费，比如有的社员修了很好的房子，却不注重卫生，返还款就用于给他家修厕所”，郑冰说。30%比例的公益金用于为老人提供服务。

    互助式贷款难题

    蒲韩社区小贷业务的前提是，只在社员内部进行。这一模式近似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农会的信用部，其办理存款业务、放款业务、代理业务等，帮助农民融资，其所得盈余作为农会内部推广、文化、福利、保险、农民教育等用途。

    在国内，农村资金互助社2007年开始在四川、青海、甘肃、内蒙古、吉林、湖北6省（区）开展试点。但目前农业部、银监会等相关部门并未得出协调一致的意见。

    故蒲韩社区对资金互助社的态度仍小心翼翼。不过，11月22日公布的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写到，“允许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

    事实上，永济市的农村金融生态已被悄悄改变。早在2006年，郑冰组织社员入股自家农资店时，就曾被当地农信社以“非法集资”告状到了市政府。幸好得到当地开明领导的支持，轻松化解。

    尽管农信社在农村地区具有网点、人力优势，但对农户的小额贷款并不热心，“富平进入后，当地农信社改善了服务，比如延长了营业时间”，北京富平学校小贷业务总监张书平说。

    2012年，富平小贷公司将其模式复制到了成都市大邑县，在继续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同时探索产品的创新，如今已贷出了第一个担保贷款，抵押物为“只有林地使用权”从而被银行拒绝抵押的林权证。

    今年4月，山西省社科院对蒲韩社区进行了考察，参与考察的张建武给郑冰提出成立小贷公司的建议，“要将市场行为和公益行为的界限分清”，他说。

    可如果蒲韩社区的小贷业务转为小贷公司，将不再被允许吸储。“他们面临的最现实的压力与障碍就是3000万人民币的启动资金，这将是社区发展金融服务功能首先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陈永生在考察永济后说。现在，小贷公司的注册门槛已涨到1亿元。

    “小额贷款公司在事实上承担着非银行类金融公司的义务，却无法享受金融机构的各项权利，如向同业拆借低息贷款、向央行贴现贷款、发行金融债券等”，曾调研过富平小贷的兰州商学院博士邵传林说。

    也有观察者认为，蒲韩社区实际走的是村民资金互助社模式，这类机构如何借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加速设立仍需观察。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建议，将蒲韩社区注册为社会团体。

    富平小贷公司则遵循着市场经济思路，更努力地建设现代公司制度。“一个地方如果有不同的小贷机构，更多资本进入农村小额金融市场，通过良性竞争让利息降下来，让更多农民获得便捷的金融服务，这是我们乐见的结果。”富平小贷公司董事长沈东曙说。

    在今年7月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多位不同农村金融组织的从业者进行了座谈，这些农村金融模式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互助、综合农协信用金融、单纯的资金互助社、网络金融小贷公司等。

    “商业的模式好一些，因为其具有可持续性”，茅于轼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银行的利率只有7%，但民间借贷的利率已接近30%”。这位50岁开始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其学术生涯笃信市场的力量，“市场可以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而郑冰方面一直坚持，他们后期运营的农民资金合作，才充分考虑了贷款农户的利益和需要，坏账率也更低。

    在7月那场内部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一位高层说，目前所有的存在都有合理的诉求，我们要看政策边界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其存在。“对于各种模式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应尊重实践中的创造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