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移人口居住状况堪忧

　　日前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如何让农业转移人口住有所居是其市民化过程中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农业转移人口为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目前农业转移人口居住问题并未纳入到城市保障房体系内。部分地区虽然住房公积金在制度上对其有所覆盖,但实际操作过程中仍存在诸多现实问题。

　　近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深入北京的建筑工地、城乡接合部、城中村等地调查走访,以期了解农业转移人口居住的真实状况。

　　工棚生活

　　“住宿条件挺差的,但是我要求不高,有个免费的地方就行。”老家在河北的孟凡东在建筑工地做电工刚满一个月。

　　本报记者随他来到北京顺义临河西兴路10号的一处农民工宿舍,踩着聚合板铺的路,绕过了坑坑洼洼的湿滑路面,眼前这座二层楼便是了。腐败的垃圾、浑浊的空气,混合着汗渍的气味……阵阵恶臭也随之扑面而来。

　　“一个月了,每次进楼都要先适应一下这个味道,来这的第一天我整夜没睡。”孟凡东说道。走道里随处可见斑驳和污渍,工人们穿坏的胶鞋堆在门口的角落里,每走几步都有一个小垃圾堆。管道上、铁架上,几乎所有可支撑物上都挂着晾晒的内衣裤、工装、鞋垫、袜子。

　　40平方米的宿舍内,摆放着20张上下落床,下铺睡觉,上铺放行李杂物。这里住着20个工人。正值午休时分,屋内横七竖八地躺着10余人。可能是铺盖不易携带,多数被褥都是上一批同行留下来的,不断地被循环利用,大部分被褥都已经脏得看不清原来的颜色。

　　48岁的张斌坐在床上一边吸烟一边和记者聊天。他在这做保温工月收入4500元左右,在外打工28年,对这种居住环境习以为常。“这儿的条件算一般,比这好的、比这差的我都住过,又不拿这当家,没啥要求。 ”

　　当聊到洗澡、暖气、水电设施的时候,一旁的庞强感慨道:“晚上有暖气,睡觉不冷。水电也都有,只是全屋没有一个电插板,手机充电要去楼下排队,有个专门的供电箱。洗澡可以去门外的公共浴池,7元一位。不过我通常是在楼下用‘热得快’烧壶热水,然后混点凉水简单冲一下。 ”说完,庞强拿着安全帽去工地干活了。1992年出生的他,自己还是个孩子,但是为了给一岁的孩子赚奶粉钱,不得不到工地干杂活做小工,每天100元,晚上继续加班,一天能赚150元左右,近三个月,他没给自己放一天假。

　　像这样的集体宿舍,这层楼里有8个,其中一个用报纸贴着门玻璃的房间外写着“女工宿舍,禁止入内”的字样。

　　本报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在建筑工地打工的农民工,多是随工地迁徙,不会在一处定居很久,对居住环境容忍度比较高。月收入工资从2800元—5000元不等,10名建筑业受访者工地均提供住处,无一人考虑缴纳住房公积金,租房也没有补贴。其中仅2人因夫妻共同打工而在外租房,其余都在工地提供的活动板房或临时工棚居住。

　　受访者普遍的态度是,外出打工主要为了赚钱,北京消费水平较高,能省则省。大部分受访者表示不会在北京长期居住,挣够钱会回老家盖房、买房,工资能否按时发放、子女在城市教育问题、福利待遇都是他们最为担心的问题,居住问题还无暇顾及。

　　举家蜗居

　　李改革的老家在河南省西华县西华营乡铺李村,目前他在建筑工地做制冷工,和很多举家来城市打工的人一样,没住在免费的工棚,为了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他们选择就近租房。

　　“在外租房好几年了,搬过好多次家,不是房屋拆迁,就是租金上涨。 ”26岁的徐丽带着四岁的孩子住在北京通州永顺的一处15平方米的平房里,月租450元。不远处就是丈夫李改革打工的工地。

　　“虽然不满意现在的居住状况,但是住了两年了,没有特殊情况也不愿意再搬来搬去。”李改革说道。 “冬天没有暖气,烧煤炉取暖,这对从农村出来,过惯苦日子的我们不是问题。如果能按照居民区人数来配置比较合适的公共设施,比如更多的公共厕所,能及时处理的垃圾池等,或许环境能好些,上厕所更方便一些。更令人头疼的是治安太差,很多邻居家都被偷过,我家也被盗过,损失不小,攒的家当都没了。房东收完钱就走人,防火防盗意识都没有,孩子才4岁,这种环境让人不放心。 ”

　　对未来是否会考虑在北京长期居住,徐丽说出了她的困扰,“房价那么高,买房是不可能的。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恐怕以后也不能在这久留了,由于没有北京户口,入学的门槛很高,手续复杂,公立、私立学校总以人满、证件不齐全等各种理由拒绝。 ”

　　本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相比于一些无牵无挂的单身汉,那些有老有小的打工者,背负着更多生活的重担。一方面他们渴望自己年迈的父母将来能在城市享受完善的医疗条件,期盼自己的子女跳出农门,在城市接受良好的教育。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加,靠劳力赚钱的日子不知道能持续多久,社会给予他们的保障却微乎其微,城市高房价的藩篱把他们定居的梦想挡在门外,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特有的户籍制度使其在很多方面遭遇尴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