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支持农业”的中国探索

    “两斤核桃能剥一斤核桃仁，一斤核桃仁卖50元钱，而一斤核桃就要30多元钱，还不考虑人工成本，但是没办法，价格太高可能卖不出去。”12月的一个下午，在位于北京西北六环凤凰岭下的一间小平房里，一个女孩一边手剥核桃仁一边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她是“国仁绿色联盟”（下称“绿盟”）仅有的四名员工之一，其他三人也各自忙碌着：将打包货物分装、贴标签；处理淘宝客户订单；打电话跟合作社订货。
    地下摆着样数不多的粮食、干货，阿里旺旺间或传来“叮咚”的声音，看上去简陋的绿盟已经存在了7年，称得上是国内以小农及合作社为生产主体的CSA（社区支持农业）最早的践行者之一。
    CSA的兴起缘于人们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食品安全和农业污染问题的反思，其核心在于消费者和生产者直接沟通，二者基于信任的前提，共担风险。其基本形式如农民合作社、CSA农园、农夫市集等。
    这种在美国、欧洲以及日韩等国非常常态化的农村基层组织形式，在中国已经走过十年，最早始于一小部分理想主义者的乡村建设试验，也映射着种种中国式农村问题。
    有机农业合作社的试验
    “骑着电动车，穿过天安门，背后驮着几袋大米去送货，当时合作社就干这个事儿。”回忆起2007年绿盟成立之初，小毛驴市民农园研究咨询部主任钟芳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以绿盟为代表的小农合作社作为生产主体的CSA是国内社区支持农业主要类型的一种，目前国内比较出名的还有河北安金磊、成都郫县安龙村、北京大兴活力有机菜园、山东济南我家菜园、河南兰考南马庄等。
    如果往前追溯这种模式的CSA，最早要到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教授温铁军和他的团队在河北定县翟城村成立了一所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上世纪20年代，中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创者晏阳初曾在此进行日后蜚声海外的“定县实验”，温铁军把学院设立于此，意在这是一次乡村建设的再出发。
    那时，乡建学院的主要工作是免费做农民培训，培训的主要内容就是教给农民如何搞合作社、生态农业的技术，以及乡村生态建筑等。
    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经过培训后，返乡实践，或成立合作社，或进行有机种植，但却发现产品很难卖出去。
    “国内食品安全曝出大问题是在2008年‘三鹿事件’，2006年左右，各方的关注点根本还不在这上面，没人在意你是不是打农药，是不是生态种植。”钟芳说。
    随着2007年乡建学院停止办学，志愿者们陆续回到北京，就考虑建立一个合作社，帮助返乡农民销售产品，绿盟因此而建成。
    绿盟下属的合作社，大多数由当年晏阳初乡建学院培训过的返乡青年建立，目前有30多家小农户，主要生产粮食。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不需要支付土地租金和过高的劳动力成本就能实现低成本的有机农业，劣势在于缺乏资金和社会资本，不利于构建城市直销渠道。
    2012年，“绿盟”打包给了小毛驴市民农园（下称“小毛驴”），小毛驴是2009年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和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共建的产学研基地。
    对于“打包”的原因，钟芳解释说，主要是因为河北、山东等地的乡镇合作社进入市场成本还是太高，希望通过已有的平台来支持合作社建设，而小毛驴经过几年的发展，有了一定品牌优势，并有稳定的成员支持。另一方面，城郊农业有一定限制，北京的地块并不多，主粮生产基本没有，也是希望以绿盟提供的产品作为丰富和补充。
    “说实话，我们能帮他们实现的销售额还是比较小，一个星期能卖到2000元左右，一个月不到1万。”钟芳告诉记者，目前为止，我们也只能根据需求情况，去跟农民订货，但是对于农民来讲，还是始终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无论是绿盟也好，小毛驴也好，只要不是背后有雄厚的大资本，目前都是困难重重，一些自己创业的也是如此。”绿盟发起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告诉本报记者。
    在温铁军看来，在有机农业领域建立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信用关系，最低成本的方式就是社会参与式认证，也就是让消费者通过直接劳动，与农场共担风险。
    城市中正在扩大的中产阶层对于高质量安全食品的需求，以及部分市民回归乡土的心理诉求，决定了社会参与式农业存在的可能性。
    农民觉得“有机”弱爆了
    近年来公众对绿色食品关注度的猛增，促成了国内各类CSA农场、农夫市集的产生，相比有机农业合作社，这两类的发展至少看上去更红火。
    位于北京郊外凤凰岭脚下的小毛驴是这一模式的代表之一。“小毛驴”的两块生产用地，加起来面积接近130亩。包括两种经营模式：一是租地，就是让消费者直接参与生产，消费者以半分地为单位，按年缴纳租金，种子、肥料等农资均由农场提供，并让当地农民指导种植技术；另一种是配送，由农场雇用农民集中生产。这也是该类CSA农场最主要的运营模式。
    在国内，一部分CSA农场是市民个体或者合伙作为生产主体发起的，如重庆何初人，北京的天福园、德润屋、芳嘉园、圣林，厦门的土笆笆等，在全国诸多CSA农场中占绝大部分，主要集中在一、二线经济发达的城市；还有一部分由高校、科研院所、NGO组织、政府等官方机构发起，“小毛驴”就属于后者。
    尽管这种模式解决了合作社较难实现的消费者和农民直接面对面问题，甚至消费者即是生产者，但在实际中同样道阻且挤。
    肥料用附近奶场的牛粪、蚯蚓粪，以及周边芝麻油作坊的麻渣，不能添加任何外来的合成饲料，除虫除草全部人工，总之就是最传统、最原始的农耕方式。但这种方式却被参与生产的农民认为“弱爆了”。
    “北京用化肥已经三十多年，还记得早年最传统种地的人不多了。”钟芳告诉本报记者，生态农业一定是劳动密集型农业，除虫、除草基本上都是人工。大田集中生产一年的人工成本占到总收入的20%~30%。从2009年到现在，农民工资增加了三倍，但是菜价只增加了一倍。
    让农民真正愿意改变生产方式，对北京地区来说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比中西部更难。“这边的农民生活条件并不差，大多数农民都等着拆迁，他们来地里劳动，更多是生活的补充，而不是迫不得已的选择。”钟芳告诉本报记者。
    温铁军认为，尽管京郊农民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对于更广泛地区的农民来说，没有积极性搞生态农业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得不到任何好处。“欧洲财政40%以上，用于小农场的补贴；对于生态农业国家虽然出台了有关税法，但是却没有配套任何优惠政策。”温铁军说。
    本报记者了解到，像小毛驴、北京天福园等大多数CSA农场，最多保持收支持平。“而持平就意味着没有更大的发展空间。”钟芳对本报记者说。
    凭什么建立信任
    从消费者那一端来说，如何建立信任是最难一环。
    “目前市场上，不论是像中粮这样的大型国有资本，还是街头推车销售的小贩，都在说自己是有机食品，但是信用在哪儿，如何建立？”温铁军说。
    消费者直接参与生产是一种办法，参加农夫市集和农民直接见面沟通也是一种办法，但大多数CSA的组织者也承认，目前如何证明食品安全的信息公开手段，还过于粗放。
    钟芳说：“我们不允许施加任何人工肥料，但是并不能称为有机种植。一是有机种植需要认证，我们没有去认证；二是世界各国的有机标准都允许一部分投入品，包括生物肥料、生物除虫剂等，但对于我们来说，对农资的监控能力还不足，你说生物肥料是不是真的，假设农资提供商出现什么问题的话，这种成本我们承担不起。”
    北京农夫市集最初由几个在京的老外和中国的志愿者共同发起，组织者之一齐大福告诉本报记者，如何选择“入市”的“农夫”，目前还是以当地中小型有机种植农户为主，软性要求太高。志愿者们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卖家，不仅是产品，甚至是人品。她希望今后能够形成一定的标准和体系，把生产者和产品更多的信息披露出来，让消费者自己选择。 CSA对消费者也提出了要求，在国外CSA的兴起更多是消费者主动找到农民，对于国内的消费者来说，顾客就是上帝的观念的转变是最难的。
    CSA的一个核心就是风险共担，生产者需消费者提前预付一定费用，承担生产中的风险；消费者需要生产者对产品的安全性做出承诺。
    但目前来看让消费者自愿承担风险还不太容易，钟芳说，尽管合同上作出要求：“菜多的时候多送，菜少的时候少送”，但至少目前，为了维护和会员之间的持续关系，对于“小毛驴”及相当一部分农场来说风险还是农场在承担。
    此外，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如何形成互助的关系来一起支持农民也是个问题。
    “一头猪，四个猪蹄，一个猪头，肉有里脊，有五花，还有纯猪油，20户人家参与，谁也不愿意要猪油和猪头。”钟芳向记者描述，有一次消费者自己组织来团购一头猪，但是过程实在太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