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全面的考核 离不开更全面的监督

　　日前，中组部发文强调，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GDP）及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并要求加强对政府债务状况的考核，把政府负债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今后对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各类考核考察，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

　　文件显然是有备而来，根据不同的地方状况提出了不同的考核要求，比如限制开发的地区，今后将不再考核地区生产总值；对生态脆弱的国家级贫困县，将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重点考核扶贫开发成效；对禁止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将全面评价自然文化资源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情况。

　　从前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以后考核标准变了，看主政官员的环保绩效，看政府债务是否得到合理控制，看决策是否拍脑袋，看政绩是否是形象工程，总之，考核变得更全面了，也毫无意外地获得舆论点赞无数。

　　不再为GDP马首是瞻，这是第一次在文件里明确规定，所产生的效力肯定比此前的口头共识要更给力一些。说实话，对此最欢迎的不是那些专家学者，而是广大的地方官员，因为地方官员不是不清楚惟GDP指导下的实践有哪些负面影响，但乌纱帽的指挥棒是GDP，那么就只能一切为了GDP，至于对环境的压迫，对资源的透支，对财力的使用不当及浪费，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我升迁了，哪管十面“霾”伏。与此同时，基层官员也用不着为了招商引资而弄虚作假了，或将有利于把统计数字从水分和谎言中拯救出来。

　　今年的GDP发展目标是7.5%，我们首次容忍了经济增速“破八”，给结构改革留出转圜余地。官员考核，弱化惟GDP的狂热，强化地方债的紧箍咒，这势必会降低地方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程度，同时也会督促地方提速经济去杠杆化的进程，防止经济被突然冒出来的债务给引爆。不以GDP论升迁，这个信号结结实实地传递了出来，包括官员在内的所有人都能明白这其中的意思。

　　好的理念是一回事，好的理念得到执行则是另外一回事。新的官员考核体系，全面是好事，但同时也导致了复杂。复杂的制度设计，如果不能因地制宜地落地，如果不能清晰地发挥激励和惩罚作用，官员通常会做出有利于自己偏好的取舍。也就是说，官员会做那些更容易的事情和更习惯的事情，而且他们也会为自己的行为做出巧妙的解释。比如，保障就业这样的维稳理由就有可能被滥用。这样，官员考核的转型就会被搁置下来。

　　因此，更全面的考核模式，需要的是一个量杯，一把刻度尺，一个能够计算不同绩效权重的科学评分系统。其一定是要客观，而不能是主观的。中央规定了哪些权重，比如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民生投入、负债情况等，地方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划分权重比例，以此作为官员考核的指挥棒。更重要的是，这种考核的刚性，除了来自自上而下的行政部门的考评，也需要人大和政协发挥制度赋予的监督作用，才能让全面考核产生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