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市场经济需要继续产权改革

　　土地确权让农民心里踏实

　　农民产权没有界定。中国这么多农民，农民作为一个农业的种植者、农产品的销售者，照理说都应该是市场主体，但因为产权没有界定，产权不明确，农民实际上没有产权、没有财产性收入。所以说，中国产权改革尚未完成。

　　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面，一些人认为，二次分配更重要，二次分配可以“劫富济贫”；一些人则认为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同样重要，两者并重。我的观点很明确，初次分配更重要。这就要求农民必须有产权，农民没有产权就是收入初次分配不到位的表现。

　　当前，农村改革从哪里启动呢？最重要的环节在哪里呢？答案是土地确权。去年11月下旬，正是党的十八大结束以后不久，我带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调研组到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个市下面做了土地确权的县进行调研。我们经过调查、座谈、听取市政府的汇报后发现，土地确权的确是大变革，农民确实获得很多好处，很开心。

　　好处包括：第一，农民心里踏实。土地确权后，承包地的经营权、宅基地的使用权、宅基地上自建住房的房产权都已经明确，不怕别人随意侵占。农民想：谁还能够随便圈我的地吗？还能够不经过同意把房子拆了？农民心里踏实了。

　　确权之前，开展土地流转的农民到现在为止非常少，为什么？就是农民担心如果土地入股，以后土地就不归他了。可现在不一样了，土地确权以后不论入股、出租，土地还是农民自己的。

　　第二，城市人均收入跟农村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嘉兴市汇报讲，在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跟农村人均收入之比是3.1：1，土地确权以后调查的结果是1.9：1。

　　第三，农民土地确权之前重新丈量，丈量以后发现令现在的统计耕地增加了20%。原来，当初承包制开始的时候，好地一亩算一亩，坏地两亩折算一亩，经过30年的承包，农民精耕细作，土地质量相差不大了，所以这次土地重新确权测量的时候一亩算一亩，可耕种的土地多了。

　　另外，过去土地都分成小块，田有田埂，用牛耕作，田埂不算地，田埂两边挡住太阳的地方不算地，现在田埂都撤掉了。还有，当初要缴农业税，所以地要少报一点，家家如此，现在农业税没有了，土地刚丈量完大家都实报。这三条原因让耕地增加了20%，农民开心得不得了。

　　国企民企要双赢

　　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得相当有成就，但是还要继续努力。国有资本的体制分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国有资本配置体制，第二层次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两个不同层次的体制及其改革，不可混为一谈。

　　我在《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一书里面谈到，国资委今后如果存在的话，不要管企业了。国资委只管国有资本的配置，国资委下面设立若干个专业的、综合的国家投资基金公司。哪个部门是短缺的，哪个是新兴产业，增加投资；哪个部门是产能过剩的，哪个是效益不好的，撤走投资。

　　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一律按法人治理结构来管，因为已经是股份制企业了，已经是上市公司了，法律把国有企业管住了，它是独立的市场主体。人家是股东大会，人家有董事会、有监事会，还有一套体制，有法人治理结构，如果让国资委一管到底，国资委凭什么来管？说不过去的。

　　国有企业应一律按法人治理结构管理，这样他们就是独立的经营主体了。国资委如果要发展它，就投入股份。这样对企业的作用可能比直接干预要好得多。

　　民营企业不用改革，而是要体制转型。体制转型首先一点，每个民营企业产权必须清晰，产权必须界定，有些民营企业产权也是糊里糊涂的。

　　此外，民营企业原来可能是家长制管理，但现在企业规模变大了，到了第二代，“富二代”出现了，企业是不是一定要继续家族制管理？根据我们在广东、浙江的调查，第二代不一定是管理人才，所以民营企业就出现谁来接班的问题。

　　家族企业的管理者继承无非是两种选择，一个叫选贤，谁能干挑谁，不一定是限制家庭成员、家族成员，而且可以到社会上去找；第二个选亲，选择跟他关系最密切的，长子，或者他最信得过的儿子等等。

　　所以，既然民营企业也要走法人治理结构的道路，规模大以后要走这个道路，那就应该采取恰当的激励制度，聘经理人，经理人重在能干，能把企业搞好。所以民营企业需要体制转型。

　　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国退民进的关系。双方双赢是我们的目标。双赢现在还没有，因为国有企业还没有改革，它的行政干预太多，它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

　　（本刊记者白朝阳根据厉以宁在“中国经济双重转型”报告会暨新书《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发布会上演讲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