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的前世今生

    上海“自贸区”的概念从开始到发酵，再到最终在9月底一锤定音，经历了很长时间。最终确定后，受到了国内外极大的关注。在过去的几个月内，无数学者专家对“自贸区”进行专业解读，甚至有一些文章开始制作“自贸区”的自助游地图，很有把外高桥变成新的旅游中心的架势。

　　实际上，“自由贸易区”不是一个新的概念或名称。外高桥的全称是“外高桥保税区”，它的英文名字从20年前诞生起就一直是“Waigaoqiao Free Trade Zone”（即“外高桥自由贸易区”）。从保税区到自贸区，伴随着中国制造业的起伏，外高桥也在不断发展，只有先梳理它的过去，厘清其沿革路径，剖析其现实状况，才能更好地展望自贸区未来的发展前景。

　　外高桥基因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中国的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大量的外资涌入国内，希望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进行“中国制造”，然后再返销海外。外高桥在成立之初就是想做成一个主要面对海外来料加工，然后全部出口的特殊监管区。当时所谓的“自由贸易区”主要指的是保税功能，即只要不出保税区的范围，进口的原材料和设备就不需要缴纳关税；成品出口时如果有国内原材料部分，还可以享受出口退税；同时，作为国家级开发区，外资企业在当时还可以享受15%的所得税优惠。

　　在整个上世纪90年代，外高桥的发展速度惊人，吸引了一大批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制造基地入驻，包括英特尔、惠普、德尔福、飞利浦等等。同时，由于当时企业自主进出口权没有放开，企业的进出口必须依赖具有进出口牌照的外贸公司，因此一大批贸易公司入驻外高桥，并逐渐在外高桥三大主体开发商的名下形成了当时的三大贸易市场，红极一时，并随之带来大量的报关、船运、物流等一系列上下游配套企业。整个外高桥的产业体系逐渐得以确立。

　　然而，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人民币在国际市场逐步走强，出口补贴取消，内销市场扩大，以及国内市场的商务成本日渐走高，中国的外贸遇到了一轮又一轮的寒潮。出口加工型业务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遭遇了空前萎缩，国内大量的出口加工区出现空置，外高桥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不过，外高桥的管理层确实具有远见，很早就提出了转型。除了针对一些特殊企业的内销需求放开部分非保业务以外，在大量出口型制造业企业外迁的情况下，外高桥迅速调整了产业结构，积极引入多家数据中心、研发中心等需要大量进口设备的高附加值产业。同时，作为上海港的主港，外高桥多年来已经具备了相当稳定的吞吐量，因此把物流树立为一个新的龙头产业，从而有效地渡过了出口萎缩的难关。这就是今天上海这么多早期的出口加工区都已经荒草丛生，而外高桥依然一房难求的原因。

　　为了推广外高桥的经验，在2009年底，以外高桥管理层为班底，融合了浦东机场保税区、临港洋山保税区，“上海综合保税区”正式成立。“上海综合保税区”规划面积22平方公里，从2010年开始封关运作，可以被视为现在所提的28平方公里的“上海自贸区”的前身。

　　通过对自贸区过去的梳理，可以发现：首先，自贸区内80%以上的土地都是工业及物流用地，因此厂房和仓库是其主要的物理形态；其次，自贸区的实质是一种保税区，关税减免在区内是自然状态，区域边界有围网，并设严格的海关监管；最后，以外高桥为龙头的自贸区，产业结构基本确立为物流、贸易、高附加值制造及研发，三头并举。

　　自贸区前景

　　对于自贸区未来的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展望和解读。

　　从政策层面看，到目前为止政府发布的关于自贸区的文件中，并没有出现如税收减免等以前惯用的直接刺激性手法，而更注重于产业开放、金融创新和贸易环节便利化。这与戴德梁行工业部在2011年为外高桥管理层做的一个内部研究报告的结论不谋而合。当时，我们发现外高桥发展的瓶颈并不在于缺乏更强的刺激政策，反而是聚焦在开放性和许多细节问题上。

　　比如，我们的绿色通关速度就是赶不上香港和新加坡；许多企业提出了资金流和物流的异地结算问题，无法解决；保税区的保税政策很难普惠大众，由于围网的存在，出关必然要清税，那么奢侈品免税问题就无法解决……凡此种种，都遇到了无法逾越的瓶颈。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目前“自贸区”的政策绝对不是最终版本，未来还将出台更细化的举措，因为瓶颈如果不突破，“自贸区”就会变成空谈。

　　从对地产价格的影响上看，由于自贸区内80%以上都是工业及物流地产，所以关于金融创新的政策出台后，许多银行想进入自贸区，却发现没有那么多办公楼。于是，自贸区范围内仅有的商业面积现在变成了“香饽饽”，租金直线上窜，上浮两三倍者也不在少数。因此，自贸区内办公楼的价格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急速飙升，早年的多幢烂尾办公楼终于迎来了春天。

　　与此同时，工业厂房和物流仓库在第一轮的政策中并不是直接受惠者，又由于工业及物流物业的租期通常都较长，因此短期内也不会出现明显的租金上涨。然而，随着自贸区概念受市场关注度的升高，外高桥内工业及物流物业的价值必然会被炒高（目前外高桥内基本已经没有一手土地，未来的市场主要集中在二手物业上），进而也会转嫁到物业租金上。

　　所以，自贸区概念的工业及物流物业租金会在两到三年后出现一波明显的上升，但这最终还要依托于自贸区概念在两到三年间“试验”的表现。对于最近市场上一些私人投机者希望通过投资自贸区概念物业获利，并出现一些极端价格的情况，我认为属于短期现象，随着自贸区概念的常态化和政策的逐步出台，这些投机性炒作会被证明是非理性的。

　　最后谈谈开放性的问题。一直以来，关于自贸区的争论来自于“中国是否准备好了”这个问题。除了意识形态，经济、特别是金融领域的开放会不会受到国际资本的阻击，这应该是“自贸区”反对声中最突出的质疑。对此，关于秦国的一个故事很适合用来做比。

　　秦武王刚刚过世，年轻的秦昭王新登大位之时，齐国和楚国趁机联合山东六国，集结六十万大军进攻秦国。而当时秦国国内只有二十万新军。消息传到咸阳，这座关西第一商都中的山东商贾们都恐慌起来，在“危邦不可居”的意见下，绝大多数商贾都准备连夜离开咸阳。此时秦国高层也有两种意见，丞相魏冄认为这些商贾在秦国赚到了钱，不能让他们把钱财带离秦国，要禁闭城门，强留商贾；而宣太后则决定立即大开四门，欢送山东商贾出秦，同时秦国征发牛车，无偿为商贾装载运货。宣太后的榜帖挂出，山东商贾们倒开始踌躇了，认为秦国敢这么做必有所持，而且毕竟在秦国是能赚到钱的。结果，一大半的商贾最后决定不走了，一场商贾逃亡风潮一夜间神奇地平息了。

　　美国的华裔学者Amy Chua也在她所著的《大国兴亡录》（Day of Empire）里面也提到了类似观点，她认为历史上的大国之所以崛起是因为开放，是在经济、种族或者宗教上面的全面开放；而衰落往往是因为在某一点上开始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所以“害怕开放”里面的“害怕”（而不是“开放”），才是真正的缚脚石。

　　面对上海自贸区，我相信，国人会有足够的智慧，穿越古今，决意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