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惑三中全会改革路径

　文/《新财经》记者 王韶辉

　　吴敬琏：增长模式转型尚未成功

　　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以及体制改革是当今中国碰到的两个主要问题，这两个问题互相关联。增长模式转型已经提出了将近20年，但是到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它的关键问题就是体制上的问题。

　　体制改革问题正在关口，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制定改革的路线图，而这个改革的路线图是不是制定得好、能不能够圆满地执行，就决定了我们这个转型到底是转得过来还是转不过来。这两个问题是有关联的。

　　经济增长方式包括集约型增长和粗放型增长。由于政府仍然掌握了太多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因而阻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的基础性作用。这种状况导致的结果在微观方面即表现为基本生存环境的一系列问题，我们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土地、水、空气现在都出了问题；在宏观经济方面则表现为资产负债率太高，当受到冲击时可能爆发系统性危机。

　　厉以宁：宏观调控不能替代改革

　　改革是解决机制问题，宏观调控作为外来的一种力量，是对经济的干预。改革是不能拖延的，若不依靠改革来健全内在机制，那么越拖到后来，代价就会越大，成本就会越高，而且难度就会越大。所以，在宏观调控问题上，一定要以改革为主，不能依赖宏观调控。投资固然重要，但我们还应该考虑到中国的大局，当前绝不能够又来一个几万亿元的投资，这样下去，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是没有好处的。再一次组织增大投资，实际上会使中国经济陷入一个贻害无穷的地步。

　　投资今后应着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的投资增大；二是民营经济投资力度加大；三是基础设施环境工程的投资要加大。

　　林毅夫：双轨制走到尽头

　　现在经济中存在的很多问题都是双轨制带来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收入分配问题、寻租现象的普遍化和社会风气问题。

　　目前，在我国经济中仍然受双轨制影响较深的主要是三个方面的保护补贴：一是金融领域内，尤其是在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股票市场上；二是资源价格方面，资源税费基本接近零；三是行业上的垄断，包括信息产业和交通运输业等。

　　这种补贴的实质是牺牲一般家庭或是中小企业的利益，来换取大型企业的发展，财富分配不断向大型企业集中。富人和大企业的消费倾向都比较低，财富向这两个方向集中就会造成储蓄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消费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低。

　　2012年，我们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6100美元，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资本已经不是那么短缺。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现在符合比较优势了，即现在大部分的国有企业是可以盈利的。因此，没有继续提供补贴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把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扭曲扳正。

　　许小年：改善民营企业生存环境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在恶化，他们的经营空间受到挤压，这是一个不好的趋势，需要尽快扭转、尽快改?变。

　　企业家的精神核心是创新，但这个创新和企业家生存的环境息息相关。要想发挥企业创新的作用，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产权和财富的保护。否则，企业家就无法做长期打算，就不愿意再创新投资。

　　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愿意继续推进改革。官商勾结的经营方式对企业家来说风险非常高，因此，他们也希望在一个法制的环境中经营，而不愿去做政府公关，以获取企业经营所必需的资源。

　　新一届政府给出的关于改革的设想都是正确的，但这些设想如何落实？靠一支审批的笔去放权，靠一个干预经济的部门去取消审批制，听起来就很不现实。要想真正把改革落到实处，首先要做的就是成立一个独立的改革部门，它的手里不能有利益。

　　樊纲：主要问题是市场化不够

　　我国现在很多问题的根源不是因为进行了市场化改革，而是市场化改革不够深入。比如说腐败问题，产生腐败的基本原因就是旧体制下公权太多，公权的力量太大，导致腐败太容易，以致“法不治众”。

　　目前，太多的权力集中在政府，又缺乏相应的权力制衡机制。把政府的权力下放到民间，是我们的改革方向。改革出现的问题，也是因为公权不可能一下子实现民营化，导致市场和公权并存，公权得以进行大规模的货币化交易，将一直存在的问题暴露了出来。

　　还有一些问题是因为改革之初不可能将原来的既得利益完全打破，改革不彻底造成的。比如社保和医疗，都是因为最初既要照顾既得利益又要推进改革，结果将应该由市场做的事和由公共机构做的事混在一起，造成在过渡过程当中不伦不类的“杂种”体制。

　　因此，治理腐败首先的一个措施就是减少公权、缩小公权，这样才能减少人们利用公权谋私利的基本制度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