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与改革新动力

　　改革优先考虑新生代社会群体的需求才能把握经济社会转型的主要矛盾,走出一条与中国梦有机结合的新路子。正如一个有远见的家庭把年轻人的发展前景问题安排好了才有未来,改革把新生代社会群体的发展前景安排好了才有国家的未来。

　　第一,新生代社会群体发展决定经济转型成败。当前潜在增长率下降主要在于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劳动力供给拐点的出现,使得数量型人口红利终结。简单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结果只能是通货膨胀。要想使中长期的潜在增长率上升,根本的出路在于能够形成新体制,使得劳动力质量有条件取代劳动力数量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第二,新生代社会群体发展决定社会转型成败。中国要由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新生代社会群体绝大多数人要能够成为中产阶层。这也是维系未来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以多数新生代社会群体成为中产阶层,才能够保证自己的社会担当,才能够保障未来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的时候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仍然是可持续的。

　　第三,新生代社会群体发展决定公共治理转型成败。随着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进程,公共治理也在转型。但从改革实践看,公共治理转型有许多难题,但最富于挑战性的难题在于难以满足新生代社会群体的需求。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如何有效防止出现新生代社会群体福利大面积减少,已经成为公共治理转型的重大挑战。

　　从现实看,新生代社会群体的发展问题都是综合性问题,如果在改革顶层设计上不把新生代社会群体受益突出出来,就很可能延误问题的解决。

　　第一,拿新生代大学生就业问题来说,虽然多方面意识到是个重大问题,但并不意味着能够及时地解决。因为从体制上看是“九龙治水、各管一段”,各方面都没有最终责任。如果没有特殊的改革安排,很难想象部委、地方政府、学校、企业等会自动联手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来说,虽然许多地方进行了不少体制创新,但是缺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紧迫感。从各方面对这个问题的估计来看,多数专家倾向于认为这个事情需要15—20年才能得到解决,所以从改革的前瞻性来考虑,这个问题更需要中央层面更大的决心和魄力。

　　从现实问题看,新阶段改革要跳出“就体制而论体制”的传统思维,把人的发展作为改革议程的首要考虑更为符合实际。为此,建议当前改革顶层设计,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解决新生代社会群体受益问题:

　　第一,最好是由国务院层面尽快成立一个高层次的协调机构,协调各方面力量集中推动和解决新生代大学生就业问题。从体制改革而言,以新生代大学生的创业、就业为主线,可以考虑把服务业的开放改革作为主攻方向,全面放开服务业的管制,全面取消服务业领域的行政审批,打破服务业领域的垄断,加快服务业增值税改革、对大学生创业实行一定期限的免税政策,建立各类投资基金支持大学生创业,由此走出一条市场化改革的新路子。

　　第二,尽快出台国家层面的农民工市民化规划。目前地方在此方面已有了多年的探索,解决这个问题有了非常好的基础,应当明确划分中央、地方成本分担,加快土地、财税、户籍制度的联动改革,争取到2020年废除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基本上解决愿意在城镇发展的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的问题。

　　第三,突出大、中、小城镇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的体制创新。从现实看,中心城市解决新生代社会群体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了。所以还需要从长计议,改革中央与各级政府间的财税关系。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人口城镇化,通过建立完整的地方税系,实现公共资源在大、中、小城镇的均等化配置,从根本上解决规模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体制性障碍。

　　第四,在充分考虑新生代社会群体需求的基础上,出台一个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五位一体”全面改革的国家规划。使得各方面的改革能够充分反映新生代社会群体的社会预期,跟得上时代的节拍,给青年人以希望。

　　渐进式改革的精髓不是把难点留给下一代,而是不断扩展代际正义能力,当代人更加需要利用自己的远见为下一代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空间。从改革的代际传承来看,至少现在没有充分的理由来证明,下一代人比当代人会更有能力解决现在难以解决的体制问题,把改革的历史难题留给他们,不仅是不明智的,也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

　　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新阶段,优先考虑新生代社会群体需求,就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是否能够有效扩展代际正义能力作为检验现有体制合理性的重要标准。渐进式改革的生命力主要不在于先易后难,而在于能够以时间换空间,不断扩展代际正义能力,使得每一代人都能够认同改革,使得改革能够代代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摘自《中国经济报告》201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