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改革直面三大“关口”考验

　　各界期待十八届三中全会能释放更多财税、金融、土地、价格等体制机制改革动力

　　35年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国今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奇迹。

　　环顾全球，世界经济格局正在深度调整，高速增长的中国列车也开始减速。全世界瞩目：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的中国改革，将如何引领中国经济涉险滩、闯关隘，续写发展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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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与转型”关：

　　亟待突破传统增长模式

　　2013年秋冬之交，挥之不去的雾霾再度肆扰中国。北方城市哈尔滨因重度雾霾一度全市停课、交通瘫痪，首都北京难觅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就连“人间天堂”杭州也深陷雾霾困扰。

　　对处在转型关口的中国，雾霾绝非仅是环境的灾害，更是对中国高能耗增长模式的严重警示。十多年来，我国屡屡加大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但却陷入“产能越去越多”的怪圈。

　　“在钢铁产能严重过剩情况下，一些地方仍在上马大型钢铁项目，有的甚至以绿色钒钛等名称包装。”针对调研发现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王明雯说，当前仍有一些地方变相支持产能过剩行业扩张。

　　化解产能过剩之难，折射出中国经济转型之艰。

　　“表面看是产能过剩，实际上是一些地方政府盲目竞争上项目，造成重复建设‘遍地开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赵振华说。

　　今年6月，发酵于银行间的“钱荒”现象，将隐藏在中国经济背后的地方债务激增、影子银行、房地产泡沫等风险问题放大，暴露出更多中国经济转型必须直面的痛处。

　　“这些问题与地方追求GDP的政绩观有关，暴露出传统增长模式的弊端，经济增长缺乏内生动力。”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说。

　　近几年，地方政府公司化趋势明显，不少地方打着推进城镇化旗号搞造城运动，政府经营城市，土地拍卖“地王”频出，房价越调越高……

　　“中国提出转变增长方式已近20年，为什么成效不够显著？根源就在于体制性障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唯有推进市场化改革，方能为经济转型升级铺平道路。

　　尽管中央提出“不以GDP论英雄”，但不少地方领导口头上讲转变发展理念，实际上走的还是投资为主、追求GDP高增长的老路，喜快忧慢。

　　转不动的背后，还有现行土地、金融、财税、价格等机制不完善带来的诸多制约，地方政府缺乏自主财源、服务业等新兴产业难以成为经济主导力量，导致产业结构调整滞后。

　　发展与转型，宛如拉动中国经济腾飞的“双翼”，只有找到二者间的“黄金平衡点”，在发展中壮大经济稳住就业，在转型中提升经济质量和效益，才能确保增速“换挡”期的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对中国来说，结构性的改革措施更像一剂苦口良药，暂时会带来一些痛苦，但有助于保持经济健康，避免今后可能的更大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任驻华首席代表阿尔弗雷德·席普克说。

　　目前，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启动，成为中国打破体制机制壁垒的新突破。各界期待，十八届三中全会能释放更多财税、金融、土地、价格等体制机制改革动力，为中国经济升级转型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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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与市场”关：

　　划清相互的边界

　　如何理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这是处在深水区的中国改革必须跨过的难关。

　　当前，我国行政审批事项依然过多，少数地方、部门设置审批、许可的随意性大，程序不规范，束缚了企业、公民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容易出现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

　　不仅如此，如果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主体不能一视同仁，也会束缚社会资本的活力。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的两大支柱，但占中国企业总数九成以上、总量突破千万家的民营企业发展仍面临诸多障碍。

　　“打破行业垄断，未来必须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放开市场准入，打开长期存在的‘玻璃门’‘天花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说。

　　“一些政府部门过度干预经济的背后，存在部门利益的驱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少数政府部门的这一倾向已成为与民争利的根源。

　　理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从根本上转变“万能政府”形象，建设服务型政府，并非易事。“推动政府自身改革，等于拿刀子割自己的肉，每走一步都不容易。”汪玉凯直言。

　　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晒“三公”经费细账、推官员财产公示、减并政府机构、打击贪污腐败……面对一个个“硬骨头”，改革期待进一步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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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与正义”关：

　　努力实现共享共富

　　近一段时间，养老金改革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除了养老金缺口巨大引发社会担忧，更多争论是针对双轨制带来的社会不公。各界期待新一轮改革能推进这一问题的解决。

　　“公共产品短缺正成为当前社会的突出矛盾。”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人们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更加关注，对公平有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

　　当今，中国约2.6亿农民工已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户籍、就业、社保、子女就学等一道道“门槛”，却令他们不能与城里人享有同等教育、医疗、社保以及就业机会。

　　财富分配不公引发的贫富差距问题，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

　　过去十年，反映贫富差距的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一直都在0.4的警戒线以上。多地爆出的“房姐”“房叔”事件，社会上关于征收房产税、遗产税的激烈争论，都凸显出全社会对收入分配改革的高度关注。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说，要破解这一难题，只有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堵住导致收入分配扭曲的一系列制度漏洞。

　　“中国社会过去的一致性正在向多样性转化，特别是个人主体意识的崛起，在推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加大社会治理难度。”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

　　实现公平正义，是发展的活力源泉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也是中国在社会转型期必须跨过的关口。

　　□专家声音

　　反腐出现新动向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说，这一年里，反腐领域另一个新动向，是反腐机关的公开透明以及公众的深度参与，尤其是实名举报的增多，让群众感受到了反腐工作的成效。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简政放权和转变政府职能，将更大地压缩腐败寻租的空间，从而从源头上预防腐败。同时，反腐倡廉也会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议题，会有进一步措施出台，尤其是强调通过机制体制建设惩治和预防腐败。

　　利益链不打破

　　改革无法推动

　　●迟福林认为，今天，改革遇到的最大阻力是利益链。利益链不打破，改革无法推动。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但由于改革滞后，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以及官员利益和自身权利扭合在一起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形成体制机制性腐败的重要根源之一，成为民众不满的一个焦点。

　　让农民带上

　　一份财产进城

　　●迟福林认为，户籍制度已成为最不公平、矛盾最突出的制度问题之一，改革一定要破题。迟福林20年来一直主张农民土地物权化，即在严格农地用途管制的前提下，认可农民对其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受物权法保护。“把土地的使用权变成一种产权交给农民，使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既有利于土地的使用，也有利于提高农民的财产。”他说。如此，今后的农民就不再是“一个行李俩肩膀”地进城了，他们可能会带着一份财产进城创业，并由此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更体面地过城里人的生活。

　　□媒体热议

　　《华尔街日报》（美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开启金融体系重大变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将成为切口。这项举措有望位列中国领导层政策规划清单的显要位置，成为中国建立市场化银行的关键。

　　《独立报》（俄罗斯）：十八届三中全会具有划时代意义。会议将对中国经济政策，特别是对出口型经济发展模式作出重大修正，这将涉及土地的自由流通，以及允许私人资本从事银行金融业务等。

　　《每日电讯报》（英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掀起飞跃式大发展，带动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科技富裕国家之列。

　　《世界报》（德国）：中国经济的增速不再只同中国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就连德国也从未如此依赖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领导层承诺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

　　《联合报》（中国台湾）：“深化改革”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将启动新一轮综合改革方案，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此外，反腐败、调整经济结构也是重点，体现了中共“要啃难啃的硬骨头”的改革决心。

　　本版稿件：综合新华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