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国强以自贸区推动经济升级、推动对外开放

　　本报记者 耿雁冰 刘玉海

　　实习记者 高 莹 徐 颖 北京报道

　　中国经济站在新的十字路口，增长速度放缓似乎成为长期趋势，内生动力或已略显疲态，国际竞争环境严峻，中国需要酝酿另一次以开放促改革的历史突围。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凭借着低成本优势与改革开放，从西方贸易封锁国一跃成为全球贸易第二大国。然而，随着低成本优势的耗尽，中国的经济亟须转型，改革如何深化？放如何扩大？能让千头万绪的中国在全球经济中重新定位，是摆在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

　　9月21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作为外界理解的“李克强经济学”的落地一步，上海自贸区引发诸多关注。这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对外开放程度以及体制改革意义重大，新时期中国应该如何调整对外开放策略，TPP格局下中国将如何突围？

　　《21世纪经济报道》就此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隆国强。采访过程中，他一再强调，一定要从李总理“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角度来理解自贸区，“上海自贸区不止是上海的事，而是整个中国下一轮改革开放的一部分，是全国的事”。

　　外贸结构性变化开始显现

　　《21世纪》：“引进来”、“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工作的两个方面，与过去相比，在全球经贸重构、国内经济升级的双重变革中，我们的对外开放出现了哪些新变化？

　　隆国强：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处在一个大调整、大变革的时期，这里有很多挑战也有很多机遇。经过认真的权衡，党的十八大提出我们仍然处在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但是挑战和内涵发生了变化。我个人理解，过去有利于通过加工贸易扩张的机遇，变成了一个有利于利用外部的资源和市场加速中国转型升级的机遇，现在最时尚的话就是一个有利于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机遇。

　　从“引进来”的角度随着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在投资者的眼里，中国继续做加工贸易、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不再是他们的首选，到中国来干什么？要来开拓市场，要来开拓中国的人力资源。我们调查里面，跨国公司在危机爆发以后，开始调整他们的对话战略，开始向中国转移更加高端的制造活动经济、服务活动，包括金融总部、研发等等。

　　从“走出去”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有两个非常好的机遇：一是危机爆发以后，为中国企业低成本开展海外并购提供了机遇，原来人家不愿意卖给你的东西，现在不得不卖给你，第二，原来很贵卖给你的东西，现在可以说相当便宜就卖给你了，大大降低了企业国际拓展的成本。

　　《21世纪》：虽然近年外贸数据出现季度波动，但外贸增长速度远远领先欧美贸易强国，从出口产品的类型来看，机电产品占据较大份额；从出口市场来看，新兴经济体市场逐渐扩大，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隆国强：另外一个“走出去”的机遇，就是有利于扩大技术密集产品的出口。从总体来看，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外部需求是萎缩的，增长需求大幅度下降，但是出现一个结构性的变化。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面临着一个再工业化需要更新基础设施。

　　发展中国家，要快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新建基础设施，恰恰在这个领域中国形成了很强的竞争力，以工程承包为载体，我们的成套设备，包括发电设备、成套的水泥厂、运输设备，都反映了中国制成品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有一部分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已经开始具备了国际竞争力。

　　这个国际竞争力应该说是在过去二三十年国内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培育出来的，首先是把规模做起来了。随着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又把它的技术水平有所提升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尽管全球总的外需确实出现了低速增长，但是结构性的变化使得技术密集型的产品无论是在发达经济体，还是在新兴经济体出现一个好的需求态势。

　　以自贸区推动经济升级

　　《21世纪》：中国刚刚设立了第一家自贸区，但在全球其他地方早就有自贸区，那么，中国和国外建立自贸区的基础条件有哪些区别？中国的自贸区与国外自贸区之间的异同是什么？

　　隆国强：全世界自由贸易区有数千个，但是名称不一样，有的叫自由贸易区，有的叫对外贸易区，有的叫自由港。但这些自贸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依据《京都公约》，外国货物在入区时免征关税，也就是常说的“境内关外”。中国前些年成立的有些海关特殊监管区，如保税区、综保区、出口加工区，其实都具有“境内关外”、免征关税这样的特点，也是一种自由贸易园区。这次上海自贸区实际上是原来海关特殊监管区的一个升级版，它不是在保税方面有什么突破，而是通过在政策、管理上更加自由、更加开放、更加高效来升级的。

　　大家通常想到自贸区，是香港、新加坡这种综合类的自贸区，涵盖加工、贸易、金融、服务等各种内容，而中国以前的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的定位，是国际贸易、国际物流和简单的加工制造，功能相对比较单一。上海自贸区最大的变化是，大范围开放对服务业的准入。

　　《21世纪》：国内申请设立自贸区的城市很多，为什么中央把第一个自贸区放在上海而没有放在其他地方？比如，假设自贸区设在厦门，它是一个岛，可能更好管理。

　　隆国强：建立自贸区不是为了要把它管住。那主要是为什么？你一定要理解，这是李总理一直在讲的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中国经济经过建国以后60年的发展，前60年都是在打基础，快速推进工业化。推进工业化的方式，前30年用计划经济，后30年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办法——办法不一样，但是目标没有变。应该说，快速推进工业化的这个战略初见成效——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一大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但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在全球分工中地位还比较低下，而原来依赖的在全球竞争中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在快速削弱。所以，对外，中国要提升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的地位；对内，整个经济结构要转型升级。那么，这个经济升级试验一定是要引领全国经济的，一定是要在全国最发达、最先进的地方来做。因而，它首先不是管住管不住的问题——要想管住，在新疆沙漠里辟一块地最好管。所以，选择上海建第一个自贸区，是有一定必然性的。

　　《21世纪》：各界对自贸区有政府职能转变、市场开放、投资体制改革、金融开放创新等各种期待，但也有观点认为，类似金融开放创新这样的改革试验，自贸区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平台，因为在自贸区做这些试验无法与区外隔离，你怎么看？

　　隆国强：不能寄希望上海自贸区能解决中国经济的所有问题，不要把所有改革开放的任务都放到上海自贸区的头上。上海自贸区的使命，主要是三方面：第一、服务业的开放和服务业的规制，第二、货物贸易的便利化，第三、对投资准入管理体制的改革。至于金融开放、金融改革，上海自贸区可以做点事，但有很多可能不适合它做。包括利率的市场化，特别是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恐怕不是自贸区完全能做的。如果上海自贸区能在前面说

　　的三件事上做成功、总结经验，可以复制推广，它的功劳就很大了。另外，在上海自贸区之前，金融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在深圳前海已经开始在做一些探索了。

　　总之，中国很大，中国的自贸区也不会只有这一个，在不同的区域内按照地区优势，围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方向可以做很多试验，千万不要错误地认为所有的试验都要在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它也不可能承担这样的任务。

　　《21世纪》：从自贸区公布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来看，它似乎是《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一个翻版，很多方面甚至连表述方式都没变，甚至新增了一些禁止外资进入的领域，为什么会这样？

　　隆国强：总体看，上海自贸区在服务业准入方面开放了18个部门，并非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一模一样。更重要的是，原来的外商指导目录是负面清单和正面清单的混合体，现在是负面清单管理。正面清单的实际内涵是，没有规定可以进入的领域就不能进，如果是一个政府产业目录单子里根本没有的特别创新的业务，连注册都无法注册。而负面清单则是“非禁即入”——其最重要的价值，是政府管理理念的转变。

　　《21世纪》：未来负面清单只会缩减，不会扩大？

　　隆国强：负面清单因为它现在刚刚审批，所以比较长，但会不断调整、让它越来越短——负面清单越短就说明越开放。

　　《21世纪》：从您刚才谈的情况来看，毫无疑问上海是代表中国来参与全球竞争，它的竞争对手是伦敦、纽约这样的国际性城市。以此观之，自贸区显然只是它向全球顶级城市进军过程中的举措之一，未来还会有哪些大的举措？

　　隆国强：非常具体的举措，还可以有很多很多。对上海来说，自贸区是其打造资本中心的具体举措之一，有些方面是很有力的支撑，如国际航运中心，对贸易便利化要求很高。但是放到全国，它意义可能更大——即，肩负着中国探索下一轮开放和改革的重任。

　　《21世纪》：仅就自贸区而言，除了我们已经看到的方案和负面清单，接下来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动作？

　　隆国强：上海接下来任务很重：按照试验目标，它需要制定很多管理办法、构造诸多管理体制。当务之急，是要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第二，需要尽快对负面清单做进一步修订，不断扩大开放。第三，民意特别关注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备案制、登记制，那接下来的问题是，政府监管什么？应该是在新环节监管——在这个过程会出什么问题？怎么防范这些问题？出了问题怎么解决？怎么在这个基础上再总结、修改法律法规？

　　《21世纪》：过去几年，中国先后批准了一系列形形色色的试验区，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因此，有观点认为，一些中央明确了方向的事情就应该中央顶层设计而不应再让地方去探索、拖时间，并由此担心自贸区可能成为一个拖延改革之举，你怎么看？

　　隆国强：这个事情不能笼统地讲，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方试点有地方试点的好处，顶层设计有顶层设计的好处，二者其实并不对立。中央做了顶层设计，也还是需要通过在某个地方先试。大家要理解，上海自贸区不只是上海的事，而是整个中国下一轮改革开放的一部分，是全国的事。如果定位为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做探索，那地方试验和顶层设计是一致的，只是工作的不同环节而已。三十多年来，中国改革总体进展顺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能把顶层设计和群众首创比较好的结合起来。

　　高级别区域一体化试验

　　《21世纪》：WTO多哈回合谈判遇阻，美国试图以TPP为突破口，建立以其为主导的横跨太平洋的亚太经济合作体。以美国主导的TPP、TTIP谈判为标志，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开始重构，中国如何适应未来可能出现的新规则？

　　隆国强：设立上海自贸区很重要的背景，就是我们面临重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机遇和挑战。多边体制在二战结束以后，前五十年是以外贸协定为主体，来推进全球贸易的统一对话，中国即便在没有加入世贸组织以前，也享受了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带来的机遇的，但是贸易投资自由化反映的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素。

　　多边难以推进，区域贸易一体化成为趋势。也就是全部国家一起谈谈不拢，那就几个国家先来谈一谈，使贸易投资之路更加自由化，现在区域贸易一体化变成了进一步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主要载体。

　　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们也是在积极的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我们和东盟、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西兰、瑞士等一些发达经济体签订了一些协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发达国家主导的，像是美国现在谈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在推动贸易自由安排的同时，在建立新的全球贸易基本规则，这些规则有些对我们可能是有利的，有些未必有利。

　　《21世纪》：美国是不是没有刻意将中国排除在TPP谈判之外？是不是出于自身考虑我们暂时没有参加这个谈判，是不是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上海自贸区是否可以理解为被赋予与TPP规则接轨进行试验的角色？

　　隆国强：进一步的推进和扩充开放，就会涉及对投资的开放，涉及到对服务贸易的开放，在这个过程中，按照过去30年的经验，享受全球一体化的好处是一步步渐进式的开放。

　　在上海自由贸易园区探索怎么能够扩大开放，探讨国际上正在酝酿的关于对外资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等等，这些都是在下一步区域贸易一体化遇到的问题，在特定的区域里先试一试，如果出现什么问题我们可以避免，所谓的风险可控，同时积累经验，在参与区域一体化方面来应对这些挑战。

　　上海自贸园区它起到了试验探索的作用，正因为这样，你会看到上海自贸园区在功能上比以前的海关特殊监管特区有很大的不一样，除了以前进口商品的保税，海关监管的便利化，在上海自由贸易园区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服务业的开放，在国务院批复的文件里面先批的是6个领域18个部门清单的开放，那么同时还特别在园区里面强调探索转变政府的职能，商事登记，对外商的审批到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以及多种监管部门协调统一执法，在很多方面做改革的探索，希望通过这个方式积累经验同时进一步扩大开放倒逼国内经济体制改革。

　　《21世纪》：未来新的国际经贸框架下，中国新的优势在哪里？

　　隆国强：中国在全球竞争的优势在不断转换。前30年，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是少有的几个从全球经济发展中获益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在不同国家间的分配是不均匀的，发达国家整体受益，而发展中国家整体得益是比较少的，而中国是少有的在这个过程中获益的。

　　但是，经过30多年以后呢，经济发展必然会带动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那么从参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我们原来靠低成本，特别是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逐渐在削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看好，我们能不能进一步的利用全球化的机遇，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让正在转换的优势形成新的国际竞争优势，也就是说在更大价值的产业上，在技术密集程度更高、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产品服务上，中国也有自己新的国际竞争力，这是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的考虑。

　　从整个国家发展方向转变的视角来看，前30年我们在推动工业化，今天看来，原有的发展模式存在很大的不足，是靠投入大量资源甚至牺牲了环境的代价来取得的高速发展，需要通过创新来优化产业结构，其中突出的结构性问题，就是中国服务业严重滞后，涉及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对外开放不足，不能及时引进服务业理念、业态、管理，第二是对内管制过度，抑制创新，不利于服务业的创新，所以我们要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样的局部地区探讨，怎么能够通过服务业的开放和服务业规制管理的改革来引进新的服务业发展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