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亚平应该相信市场的力量

　　中国经济正在等待政府放权带来的红利大爆发。

　　作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三大重要改革内容之一,政府审批改革在2013年的力度前所未有。投资是整个经济活动的开端,下放投资审批权,尤其考验政府对市场配置能力的信心,经济观察报就此采访了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投资体制与政策研究室主任吴亚平。

　　经济观察报:最近半年来,政府开始密集取消和下放投资项目的管理权限。背景是什么?

　　吴亚平:今年以来出现的一揽子审理权相继下放,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有意在转变政府职能,通过改革,逐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让市场的主导作用发挥出来。

　　第二个原因在于市场自身的变化。自2004年开始投资体制改革,10年过去后,中国的市场体制已经得到很大的完善,投资主体也在多元化,市场在投资决策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具备了的一定的审批权下放的条件。这是两个大的环境。

　　经济观察报:怎样评价投资体制改革10年来的进展?

　　吴亚平:在2004年之前,中国对所有的投资项目都是审批制。应该说过去十年来,中国投资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不少的进展。改革的整体基调还是放权。现在归国家发改部门审批的项目,主要是政府投资项目。在社会投资项目方面,除了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和外部性的项目之外,国家发改委直接审批的其实已经很少了,尤其是在一些竞争性的领域和行业。

　　但是投资体制改革的进展并不像外界预期的那么大。这中间,还出现过反复的情况。为了当时国家有关部门宏观调控大局服务,所以暂时加强了管理。

　　现在,投资体制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推进。在一些领域和行业,存在重复审批与核准的情况,影响了企业的投资决策,企业投资,时机很重要。错过了时机,市场机会就错过了。

　　经济观察报:目前,政府对投资项目管理存在的问题有哪些?

　　吴亚平:中国的投资管理体制,存在重审批、轻管理;重事前审批,轻事中和事后管理的特点。我们已经建立起来了比较完善的环保、安监、水利、国土、甚至消防等方面的问责制,但是没有很好的执行。很多政府部门还在盯着审批等管理权限,其实是为了扩大某一两个部门的权力和利益。

　　过去两年间,投资主管部门已经开始加大对投资项目的事前公示和事后评价力度,这是一个进步,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

　　此外,管理部门的权责不对等现象还存在。政府对投资项目的管理,需要建立起清晰对等的权责关系。如果这个没有建立起来,社会和企业就会对一些投资管理部门有比较大的意见。

　　经济观察报:在各部门都在简政放权的背景下,如何看待“一抓就死,以放就乱”的悖论?

　　吴亚平:我的观点是,今后除了政府投资项目,一般社会投资项目,尤其是企业投资类,应该全部交给企业,让市场做决定。

　　中国需要改变一个观念,尤其是政府部门。比如,很多人担心如果审批权下放了,是不是就会导致产能过剩,导致恶性竞争。其实这跟政府原本没什么关系,政府应该做的是提供最基本的公平的政策环境,最严厉的环境和外部性约束,剩下的交给企业和市场。政府应该相信市场的力量。

　　当然有些行业和领域,比如钢铁,可能确实存在盲目投资和过度投资的问题。但是其实是涉及到一个产能过剩的问题,所有的企业都认为,自己新上的项目,一定有竞争力,一定能挣钱,所以产能只能越开越多。这时,政府应该做的,不是严控审批,而是把市场的进出机制理顺,然后交给市场。

　　不可否认,随着审批权限的下放,在一些行业和领域,可能的确会出现投资大幅增长的情况,因为地方有这个冲动。但是,如果机制理顺了,市场会逐步把这些企业和投资淘汰出去。

　　经济观察报: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政府对投资项目的管理方面有何期待?

　　吴亚平:我无法预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具体内容。但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进一步下放投资管理权限,将是一个大趋势和大方向。只是,这还要很长的路要走。这需要更进一步在各个方面推进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