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房办厂缘何不如卖厂买房
广东制造业减员26万人,再度引发中国制造业“去哪儿”之叹
杨享(化名)是广东东莞一家生产电子元器件的企业主,他后悔当初卖房办厂,而非卖厂买房。
他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5年前自己还拥有三套房产,现在由于订单量下滑,他为了支撑工厂的运营已经卖掉了2套房子套现,“当初还不如趁效益好的时候,卖掉工厂再买两套房呢。”
田圆(化名)的烦恼在于用工,这位广东惠州一家汽车制造厂的招工负责人已经为春节过后的用工问题烦恼,后续的用工形势只会越来越严峻。他所说的严峻在于招工数量的“入不敷出”,其背后依然是劳动力成本增长等老问题造成的高流失率。
统计数据印证了传统行业坚守者的不易,近日广东省统计局发布的就业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末,这个制造业大省的制造业却较上年末减员26.39万人。
尽管广东乃至全国的就业形势依然平稳,且减员不同于裁员,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如何转型依然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一大考量。
多找“备胎”
田圆的新年招工计划是——多找“备胎”。
他告诉本报记者,目前工厂的订单量环比略有增长,同比却又有所下降,而主导订单增降的则是不断变化的市场行情。
田圆认为,三季度广东制造业的减员,除了年末工人流动性加大外,还和企业内迁以及待遇有关,“内地的员工在家也拿两三千元的月薪,在这里拿三千多元,员工就宁愿回家了。”
田圆告诉本报记者,目前他的工厂用工规模达六七万人,工厂为留住工人采取了诸如提高员工福利待遇和改善生活条件等措施,但是现在招的人还没有走的人多。为应对过高的工人流动率,田圆称明年初“扩招”。
广州晴晴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敬才更纠结,让他操心的有两件事:一个是怕工人流失,企业支撑不了;二是怕工人的工资上涨太厉害。
他说,从事制造业这行不是根据生意好坏选择是否坚持,而是根据能否招到工人来决定。
本报记者在深圳宝安区石岩镇走访时发现,当地工业园附近许多工厂的招工摊位已经从园区门口挪到了马路边,行人多的路口摆放招工牌的企业能有七八家。一家生产女装的企业招工牌上,鲜红的背景色衬着醒目的福利待遇:每月工资高的能有4500元,另外,超产奖为每月计件工资的10%;干满一年的话,每月全勤奖150元;年底公司为员工报销500元返程车票;员工每月补助生活费300元。
条件很是诱人,该企业的招聘人员杨玲(化名)却有点失望。本报记者走访的两小时内,倒是有七八个人来询问,但是愿意留下来的只有1位。
在招工数量上,虽然该招牌的描述含糊不清,只写着“多名”,但是杨玲称,自然是多多益善。现在抓紧招工是因为赶元旦的交货期,如果本月招不满20名普工,她年底本不丰厚的奖金更会少一大半。
王楚(化名)在宝安区经营着一家只有二十多名员工的服装企业,专门给国内一家企业代加工,“给富二代穿的,款式新,料子好”,加工费给得也爽快。他说,在服装厂干活,一月工资高的能拿七八千元,但太累了,一天要工作12小时,一般工人都愿意去电子厂。
李敬才称,整体来说,服装价格的上涨跟不上工人工资和房租等成本的上升。深圳市电子商会执行会长程一木的比较更直观,他说,经常听企业家感叹“利润不如存银行(目前股份制银行一年期定存利率多在3.3%”),他告诉本报记者,因为国外的订单在减少,国内的生产成本又太高,这两年不少加工贸易型企业难以为继,“有5%的利润就算是不错的了,低的只有2%呢。”
这就是为什么伍军钢说自己的企业不敢多养工人。这位深圳一家有线电视机顶盒制造企业的副总经理告诉本报记者,每月该企业要为普通的生产线工人花费2600元/人左右,算上加班费的话则有三四千元/人。
该企业的工人数量已经从2000多人降到了七八百人,除了自动离职的,有三分之一是工厂主动辞退的。
如何画出微笑曲线
用工需求下降显示了一些沿海城市制造业的低迷,却也是中国经济整体转型过程中的客观现象。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披露,过去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高2.7个百分点,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
广东亦是如此,前述统计数据显示,三季度末,广东城镇单位、“三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企业、资质等级以上建筑业企业)及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从业人员合计2437.5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9.25万人。其中,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进一步提高。
广州一家大型房地产中介公司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她所在公司每个月都会有五六家门店新开张,按每家门店招20人计算,则该房产中介公司每月需招聘100多名新员工。这其中尽管也会出现员工离职,但与新增人员相比则甚微。
即便是一些行业的减员,情况也没有那么糟。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系副主任刘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减员与裁员在概念上有区别,裁员是劳动合同上的解聘的概念;减员不仅包括裁员,还包括其他情况,比如公司倒闭或指停掉一部分业务,可能暂时让员工放假、休假而非辞掉员工,这也有可能造成一部分用工的减少。
与减员相对应的是一些企业的减产或转移产能。李轩(化名)的工厂位于深圳龙岗区,为国外某高端户外运动品牌防水类服装提供代加工。他说,“今年,我们的订单量并没有比之前差,相反,订单都排到明年了,但是我们深圳工厂的员工数量锐减。”
李轩在深圳的工厂其实只剩样板间﹑工作室和一个小批量生产的车间,大部分订单都外包。在深圳,他每月需要为每名工人支付4000元到5000多元的薪酬,而在订单外包生产地广西,工人薪酬低一半,还无须包吃住。
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教授封进对本报记者表示,广东最近几年经济转型,“腾笼换鸟”方面做得比较积极,从大的趋势来看,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增加是大势所趋,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开始内迁,制造业升级,以后必然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高端服务业以及一般服务业为趋势。
“制造业附加值较低,出口量大,但在利润链条上分得的份额很少,未来要继续往两端升级,在市场、销售或前端的品牌设计等方面升级。”封进说,由此也会带来制造业对劳动力需求的结构变化,有专门技能的劳动力需求会增加,对低技能的劳动力就业可能会有更多的压力。
杨享(化名)是广东东莞一家生产电子元器件的企业主,他后悔当初卖房办厂,而非卖厂买房。
他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5年前自己还拥有三套房产,现在由于订单量下滑,他为了支撑工厂的运营已经卖掉了2套房子套现,“当初还不如趁效益好的时候,卖掉工厂再买两套房呢。”
田圆(化名)的烦恼在于用工,这位广东惠州一家汽车制造厂的招工负责人已经为春节过后的用工问题烦恼,后续的用工形势只会越来越严峻。他所说的严峻在于招工数量的“入不敷出”,其背后依然是劳动力成本增长等老问题造成的高流失率。
统计数据印证了传统行业坚守者的不易,近日广东省统计局发布的就业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末,这个制造业大省的制造业却较上年末减员26.39万人。
尽管广东乃至全国的就业形势依然平稳,且减员不同于裁员,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如何转型依然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一大考量。
多找“备胎”
田圆的新年招工计划是——多找“备胎”。
他告诉本报记者,目前工厂的订单量环比略有增长,同比却又有所下降,而主导订单增降的则是不断变化的市场行情。
田圆认为,三季度广东制造业的减员,除了年末工人流动性加大外,还和企业内迁以及待遇有关,“内地的员工在家也拿两三千元的月薪,在这里拿三千多元,员工就宁愿回家了。”
田圆告诉本报记者,目前他的工厂用工规模达六七万人,工厂为留住工人采取了诸如提高员工福利待遇和改善生活条件等措施,但是现在招的人还没有走的人多。为应对过高的工人流动率,田圆称明年初“扩招”。
广州晴晴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敬才更纠结,让他操心的有两件事:一个是怕工人流失,企业支撑不了;二是怕工人的工资上涨太厉害。
他说,从事制造业这行不是根据生意好坏选择是否坚持,而是根据能否招到工人来决定。
本报记者在深圳宝安区石岩镇走访时发现,当地工业园附近许多工厂的招工摊位已经从园区门口挪到了马路边,行人多的路口摆放招工牌的企业能有七八家。一家生产女装的企业招工牌上,鲜红的背景色衬着醒目的福利待遇:每月工资高的能有4500元,另外,超产奖为每月计件工资的10%;干满一年的话,每月全勤奖150元;年底公司为员工报销500元返程车票;员工每月补助生活费300元。
条件很是诱人,该企业的招聘人员杨玲(化名)却有点失望。本报记者走访的两小时内,倒是有七八个人来询问,但是愿意留下来的只有1位。
在招工数量上,虽然该招牌的描述含糊不清,只写着“多名”,但是杨玲称,自然是多多益善。现在抓紧招工是因为赶元旦的交货期,如果本月招不满20名普工,她年底本不丰厚的奖金更会少一大半。
王楚(化名)在宝安区经营着一家只有二十多名员工的服装企业,专门给国内一家企业代加工,“给富二代穿的,款式新,料子好”,加工费给得也爽快。他说,在服装厂干活,一月工资高的能拿七八千元,但太累了,一天要工作12小时,一般工人都愿意去电子厂。
李敬才称,整体来说,服装价格的上涨跟不上工人工资和房租等成本的上升。深圳市电子商会执行会长程一木的比较更直观,他说,经常听企业家感叹“利润不如存银行(目前股份制银行一年期定存利率多在3.3%”),他告诉本报记者,因为国外的订单在减少,国内的生产成本又太高,这两年不少加工贸易型企业难以为继,“有5%的利润就算是不错的了,低的只有2%呢。”
这就是为什么伍军钢说自己的企业不敢多养工人。这位深圳一家有线电视机顶盒制造企业的副总经理告诉本报记者,每月该企业要为普通的生产线工人花费2600元/人左右,算上加班费的话则有三四千元/人。
该企业的工人数量已经从2000多人降到了七八百人,除了自动离职的,有三分之一是工厂主动辞退的。
如何画出微笑曲线
用工需求下降显示了一些沿海城市制造业的低迷,却也是中国经济整体转型过程中的客观现象。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披露,过去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高2.7个百分点,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
广东亦是如此,前述统计数据显示,三季度末,广东城镇单位、“三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企业、资质等级以上建筑业企业)及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从业人员合计2437.5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9.25万人。其中,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进一步提高。
广州一家大型房地产中介公司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她所在公司每个月都会有五六家门店新开张,按每家门店招20人计算,则该房产中介公司每月需招聘100多名新员工。这其中尽管也会出现员工离职,但与新增人员相比则甚微。
即便是一些行业的减员,情况也没有那么糟。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系副主任刘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减员与裁员在概念上有区别,裁员是劳动合同上的解聘的概念;减员不仅包括裁员,还包括其他情况,比如公司倒闭或指停掉一部分业务,可能暂时让员工放假、休假而非辞掉员工,这也有可能造成一部分用工的减少。
与减员相对应的是一些企业的减产或转移产能。李轩(化名)的工厂位于深圳龙岗区,为国外某高端户外运动品牌防水类服装提供代加工。他说,“今年,我们的订单量并没有比之前差,相反,订单都排到明年了,但是我们深圳工厂的员工数量锐减。”
李轩在深圳的工厂其实只剩样板间﹑工作室和一个小批量生产的车间,大部分订单都外包。在深圳,他每月需要为每名工人支付4000元到5000多元的薪酬,而在订单外包生产地广西,工人薪酬低一半,还无须包吃住。
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教授封进对本报记者表示,广东最近几年经济转型,“腾笼换鸟”方面做得比较积极,从大的趋势来看,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增加是大势所趋,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开始内迁,制造业升级,以后必然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高端服务业以及一般服务业为趋势。
“制造业附加值较低,出口量大,但在利润链条上分得的份额很少,未来要继续往两端升级,在市场、销售或前端的品牌设计等方面升级。”封进说,由此也会带来制造业对劳动力需求的结构变化,有专门技能的劳动力需求会增加,对低技能的劳动力就业可能会有更多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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