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沙气候大会在即 两大谈判重点

    本报记者 赵川 杭州、北京报道

    “刘振民任第一副团长，苏伟和高风为副团长，以及70多位谈判代表，中方学者以及专家将参加会议。”近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中国气候变化谈判代表团团长解振华介绍即将“出征”华沙气候大会COP19的基本情况时表示。

    目前，中国气候谈判代表团已经蓄势待发，准备前往波兰华沙开始又一场无日无夜且没有硝烟的“战争”。

    这是自1995年以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缔约方为气候变化集体坐下划分责任的第19次谈判。

    “华沙会议将是落实的会议，主要是解决发达国家之前向国际社会所作出的有关减排、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承诺。”解振华明确了此次大会中方以及包括中方在内的“基础四国”的立场，“如果此前的承诺都不落实，怎么又能很好的开启下一步呢？”

    当然，气候谈判利益场中的欧盟以及美国却持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不要总是纠结过去已经解决的问题，需要向前看。

    实际上，气候变化这个科学问题在联合国的谈判桌上已被弱化，其实它就是一张利益矛盾交织着的网，交织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矛盾。

    在即将而来的华沙会议上，虽然各方都不认为这场会议会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但是各方都认为对2015年将达成的新的全球减排协议有“打基础”的意义。

    事实上，2020年后的全球减排是一个新的利益场。对于发达国家则是尽量把如中国等排放大国拉入强制减排的阵营，而发展中国家则尽可能为自己的经济增长争取排放空间。

    发改委气候司副司长李高表示，这些都必须找到利益的汇合点，平衡利益，推进多边谈判的进程。

    两大谈判重点    

    “这次大会属于一个过渡性质的大会，但是仍有两大核心值得关注。”李高表示。

    第一，目前还需弄清资金、技术、损失与损害等已取得了哪些进展，及怎样落实的机制安排。

    第二，尽管“巴厘路线图”进程已结束，但其中有些议题却没有结束。因此需要继续解决，包括减排雄心等问题。

    事实上，这些问题都将在2011年南非德班气候大会确立的“加强行动‘德班平台’特设工作组”下进行谈判。

    “德班平台”明确了两大任务，一是如何提高2020年前的减排雄心，二是在2015年达成一个适用于公约所有缔约方的法律文件或法律成果，作为2020年后各缔约方加强公约实施、减控温室气体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依据。

    目前，这一系列问题都悬而未决。因此中国代表团谈判代表之一、国家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表示，“谈判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和链条，每一年都很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气候圈”此前都较为担心俄罗斯将会在华沙会议上的行为，担心如同2012年在多哈会议上最后一幕的情况再次发生。

    2012年多哈会议敲锤的最后时刻，俄罗斯跳出来反对减排指标的行为，几乎将多哈会议推向失败边缘，但最后经过缔约国以及主席国的协调才得以保住了多哈会议的成果。

    此后，2013年以来，为了继续表示对多哈会议的不满，俄罗斯在波恩的气候谈判年间会上几乎“阻碍”（block）了所有谈判，使得很多议题都没能在年间会上得到讨论。

    “我们认为华沙会议并不会有俄罗斯重演多哈的一幕，因为我们已经以适当的方式照顾了俄罗斯的关切，”李高表示，中国也认真听取了俄罗斯的意见。

    实际上，李高认为：“谈判其实就是商量，找到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尊重一些国家的关切，而不应是强迫”。

    压力逼近中国

    不过，气候谈判到2015年就整整20年了，今天排放格局和经济格局已发生巨大变大，气候谈判也进入一个新阶段。

    新阶段主要是指，在2007年前，针对发达国家的言论还呈现出一致性的压倒。但是至2011年后，谈判的焦点却开始由发达国家慢慢转移向中国及印度等新型经济体，立场变化主要来自小岛屿国家联盟及G77+中国联盟中，一些经济不发达或是遭遇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

    焦点转移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排放总量大”。

    2012年年底，世界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关于气候变化的专刊发表了全球气候变化研究领域最具权威的学术机构——英国丁铎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全球碳计划”2012年度研究成果。碳排放总量排名为，中国（28%），美国（16%）， 欧盟（11%）和印度（7%）。

    当然，中国政府也已承认自己是世界上二氧化碳最大排放国，并且认为中国排放峰值或在2025-2030年到来。

    即便如此，是不是在新的谈判阶段就可以不用区分中国了呢？

    事实上，尽管总量偏高，中国的人均排放量为6.6吨，与美国的人均排放17.2吨相差甚远。同时，欧盟的人均排放量降至了7.3吨，仍高于中国的人均排放量水平。

    邹骥说，各个国家人均排放量随人均收入的变化趋势是一个“倒U”曲线，即先上升再下降，这是普遍现象。中国还处于曲线的左边，发达国家已处于曲线的右边，二者对应的人均排放量数值是相似的，但是对应的人均收入，中国却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对应的发展阶段和经济过程是完全不同的。

    不过，中国政府已意识到作为大国需要承担国际责任。

    “国际减排和国内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剩下的就是一个节奏问题。”李高表示，中国需主动掌握这个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