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元办公司未切中“经商难”的要害

　　丁是钉 张本

　　允许1元创办公司的本意是降低创业成本,激发社会投资活力,但 3万元的注册资本金限额是挡住创业者的门槛吗?显然不是。

　　尽管资金依然是制约中小微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在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在民间已经积累了数以十万亿计的资本,只要有赚钱的机会,庞大的资金流将会汹涌而出。这也是许多行业重复投资,短时间内由短缺到过剩的重要原因。

　　改变经商难的现状,核心是改变当前以行政替代法律、以行政替代市场的行政管理模式,回归到法治和市场自治的轨道。行政管理模式主要从四个方面严重加大了企业经营成本:即监管过度导致的效率降低;监管缺失导致的劣币驱逐良币;税负过重导致的成本攀升;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导致的机会不公。所以,激活社会投资活力必须从这几个方面寻找答案。

　　相比3万元的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办事效率低下是更严重的成本负担。在北京,注册一间公司正常的流程包括:租下能够工商注册的办公地点;到工商局进行核名;开立验资账户;出具验资报告;办理营业执照;刻章;办理机构代码证;办理国税证;办理地税证;开设基本账户;备案及报税等超过10个以上的程序,要经过至少1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要空付1个月的房租;无论多大的注册资本都只能够在验资账户上趴着,不能用于创造价值。如果是开设一间稍具规模的公司,仅房屋和注册资本闲置造成的损失,都不止3万元钱。事实上,像办理机构代码证、办理国税证、办理地税证等环节所需要的材料基本相同,完全可以并联办公,以减少注册公司所需时间。

　　过多的监管内容和项目与监管能力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严重的监管缺失,导致企业“从恶”如流。在企业抱怨监管过度的同时,中国市场上却出现过地沟油、三聚氰胺奶粉、虚假保健品广告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产品和行为,表现出严重的监管缺失症状。这些制假、售假以及侵害其他企业知识产权的企业,大幅度降低了其产品成本,反而在市场上表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让守法依规经营企业无法生存,陷入要么同流合污、要么倒闭退出市场的困局。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出于GDP和就业的考虑,竟然对本地的违法、违规企业进行地方保护。

　　税负过重和普遍性的偷税、漏税并存,造成企业巨大的经营压力。中央党校的一个统计表明,目前中小微企业中有高达90%的企业有偷税、漏税行为,否则,这些企业就无法生存。高税负也造成了征管成本过高、寻租现象泛滥、企业经营者原罪等一系列问题。与其高税负但普遍少征、漏征,不如降低名义税负,提高征收比例和企业缴税自愿程度。就大多数企业而言,如果不是税负过高的话,就没有必要通过寻租和造假账的方式去“自我减税”,企业会自觉在成本和风险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从这一点上看,降低名义税负未必一定会减少国家的税收收入。

　　行政手段主导资源配置的方式,加剧了企业间有不公平状况,导致中小微企业生存困难。除了大量垄断性行业没有向民资开放以外,目前,无论是贷款、上市,还是土地批租、人才招聘,甚至是“优惠政策”使用,行政的手无处不在。而且是从总体上向国有企业、大企业倾斜,使中小微民营企业处于不利地位。

　　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限额涉及《公司法》相关条款的修改,但这项看起来已经突破现行法律框架的改革,可能并没有抓住当前营商环境恶化的要害。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更需要行政系统的变革:要在减少行政审批监管事项的同时加大监管力度;要在理顺办事流程的同时提高办事效率;要在降低名义税负的同时降低对偷逃税行为的容忍;要在减少行政配置资源的同时加强对市场配置资源的规则建设。

　　1元注册公司尚面临法律修改、银行开户、市场信用等一系列难题。对目前的中国来说,更需要解决的不是没钱者创业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巨大民间资本投资出口的问题。巨大的资本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潜力和能量。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增加就业、扩大内需都有着直接而显著的拉动效应,是提升中国经济活力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