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村从村民到社区人的曲折探索

 本报记者 刘涌 北京报道

    5·12汶川地震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整合多方力量，组成了由社会学系罗家德教授负责的“可持续性乡村重建团队”（以下称“重建团队”），在灾区开展全方位可持续性乡村重建。

    这场在灾区开展的可持续性重建，也是开展社区营造的一次探索性尝试。社区营造在我国台湾地区已经相对较为成熟，但在大陆地区仍处于探索阶段。

    “我们这个团队进行社区营造的一个核心思路，就是政府引导、民间自发、NGO帮扶。”罗家德说。2008年8月，“重建团队”选定茂县太平乡杨柳村作为示范点，启动“乡土家园计划”项目。

    杨柳村位于茂县北部的太平乡，全村共72户、357人。在5·12地震中，全村无人员伤亡，但大部分房屋都倾斜、开裂，老宅倒塌严重，无法继续居住。而且经成都地调中心地质灾害巡查排查组排查，杨柳村二组有中型滑坡和泥石流隐患，全村需要集体搬迁到山下河谷地带，集中重建新村。

    重建团队的“乡土家园计划”强调灾后重建中对原有文化规范的尊重、受灾者在灾后重建中的参与程度、认同程度、人际关系网络的建构等。罗家德说，这个重建计划的关键一个是村民自主动手，一个则是相互信任。而这也是社区营造的要旨所在。

    可持续性重建需要民间力量

    人们通常认为灾害治理是政府责任，因而考虑得更多的是以指令和控制为主的政府计划、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危机处理系统的建立等。但这种自上而下的治理体制并不是万能的，往往需要其它社会力量的补充和完善，而社会网络、民间力量正是这样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

    正因为如此，社区营造在肯定政府的主导作用前提下，提倡充分利用当地既存的社会组织与社会规范，特别要重视非政府组织、民间企业以及灾民自发组织在灾后重建中的作用，动员灾区人民更积极地参与到灾后重建中来。

    “乡土家园计划”主要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新村重建，通过“羌族建筑示范房计划”，引进台湾9·21地震重建的“轻钢房技术”，结合当地需求，帮助杨柳村重建民居；二是社会发展，即帮助杨柳村发展以旅游为主的生计项目，以及儿童教育等社会福利事业，而且都希望是民间自己组织，政府和NGO加以诱导和辅助。

    从中可以看出，“乡土家园计划”跨越纯粹的解决房屋重建的技术问题，将社区互助、绿色环保、族群文化的多样性等因子加入。

    杨柳村全部为羌族，至今仍保留着较为完好的传统民族文化。村民们渴望改善经济生活条件，对发展羌文化旅游十分期待。

    但过去的经验显示，经济发展常常带来对文化可持续性的伤害。近年来过境观光以及羌族文化旅游已为羌族人民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发展，但同时又将过度商业开发带入羌寨，破坏了羌族居民的原生态文化。因此，要平衡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必须综合考虑两者的可持

    续性。

    基于此种考虑，重建团队的基本思路是，杨柳村的村民从重建住房的换工互助小组开始，形成合作机制，可以自发组织成生产合作社，在村中接待游客、发展旅游产品，编排歌舞表演，提高经济收入。通过这种方式来强化村民的文化自觉性和自豪感，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培养他们主动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

    这一切的基础，要从建房开始。为了在重建时保留羌族的传统风貌，新建的民居既要满足灾后的居住需求，又要尽力保护传统建筑特色。

    2008年底，重建团队与太平乡签署了灾后重建公共示范房志愿意向协议，按照统一规划，杨柳村的公共建筑将修建成“羌族绿色轻结构建筑示范房”，并作为“羌族绿色轻结构建筑推广中心”和研究基地。

    采用轻钢生态房的技术，结构主体部分使用轻钢、木材，其他部分就地取材，灵活使用草、土、石、竹、木等多样化的自然材料，这些都是绿色建材，并且大部分都可以回收或重复使用，对自然环境污染小，可以维护杨柳村的良好生态环境。团队因此向南都基金会及欧特克公司募集基金，补助了村民的轻钢架，诱导村民参予绿色家园的建筑及自助换工的合作。

    “我们最初选择这个地方，主要就是看到这里包括村支书在内的官员非常支持，而且村民也有足够的热情。”罗家德说，“开始的时候确实也比较顺利，村民自发组成了十八罗汉钢架队，自己动手解决建设当中的困难。一切都是集体决定，村民彼此信任互助，进展很快。”

    村民要成为社区人

    但随着建设的推进和深入，一些问题和矛盾开始出现。特别是这些问题和矛盾直接威胁到了整个社区营造的基础：自主和信任。

    由于一些误解的发生，村民间的相互信任也开始受到影响。“开始的时候之所以比较顺利，主要是因为村民间相互信任，特别是村里有一个发挥了调动协调作用的村支书。”罗家德说。

    村支书姓杨，在震后卖掉自家搞运输的卡车，买水泥无偿捐给村民们修建房屋，赢得了大家的敬重。但在后来购买门窗的时候，由于没有像以往一样通过集体大会讨论通过，于是有村民怀疑村支书从中获益。

    另外一方面，村民对外来人员的抱怨也不少，并怀疑建房技术援助人员卖出钢材时从采购建材中拿了回扣，怀疑这些台湾来的外地人的援建动机。

    信任的减弱也减缓了工程的进度。而为了赶在10月1日前完成，政府的行政力量不得不在这个时候强力介入。村民们又加班加点忙碌起来，各家加紧砌墙和装修，政府统一出钱请来外面的包工队对三楼进行风貌改造，从公路通向新村的道路和村里的水泥路面也开始施工，终于在9月完成全部硬件建设。但这与社区营造的重建模式的初衷已有所偏差。

    在其后的评比中，杨柳村得到很多奖，逐渐成为明星村和样板村，来自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越来越多。这使很多村民在心理上产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等靠要”的心理慢慢在村里蔓延，村民的自主性明显受到了影响。

    “在台湾社区营造有两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大陆并不具备。一个是有非常多的热心教授、学者愿意去做志愿者，给村民讲课；一个是台湾已经形成非常浓厚的社区营造文化，能够找到很好的社区营造员工和志愿者。不少知识精英返乡成为社区营造的尖兵”，罗家德在反思杨柳村现状时说道。社区营造是一个由下而上自组织、自治理的过程，是一个积累社会资本促成信任合作的过程，而信任建立难，破坏却容易，任何不公开不透明以及急功近利的行为都会使和谐与合作受到影响。这也是一个改造传统农民成为现代社会社区居民，甚至成为高端服务业从业者的漫长过程，没有八年十年不能尽其功。

    而关于社区营造的成功，真正形成一个村民可以自主互助的社区，罗家德认为这可能是整个探索中最难也是最关键的部分。“这就是人的改造。要把村民改造成为一个社区人，能够与现代社会及经济接轨，这在现在仍是非常困难的。”罗家德说。要如何在大陆探索出一条合适的社区营造之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