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大体量要有新“外套”

　　周其仁献策新型城镇化

　　本报记者 王松才

　　在中国,随着企业的不断成熟,开始涌现出不仅仅局限于单一项目开发,而是将城镇规划、建设、运营“打包”的“城镇化开发商”。这些开发商与地方政府进行深度合作施展能量,发挥自身主导城镇化的作用。

　　此外,新型城镇化的未来关系到国家发展,更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其中的两个关键点尤其值得深入研讨:一是新型城镇化究竟“新”在何处,二是政府如何落到实处。

　　“我们的行政架构在城镇化高速发展当中有哪些地方适合,哪些地方不适合?问题在什么地方?”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由 《财经国家周刊》举办的“中国新型城镇化市长论坛”上指出,“城”与“市”是两元的,“城”是比较正规的行政系统,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划形成,并派官员进行管理。而“市”是在人民生活中冒出来的集聚点,不一定代表行政建制,由下而上形成。

　　周其仁将城市的行政级别称为城市的“行政外套”。对于人口集聚,经济集聚的城市而言,当前许多城市与其“行政外套”呈现出了不匹配的形态。很多城市“身体大,衣服小”,也有城市属于“衣服大而身体小”的情况。美国汽车城底特律就是一个例子,其人口由原来的150万迅速减少到70万,但其行政级别依旧。而中国未来可能会出现一批底特律。因为现代经济是自由流动的,人口、资源等要素随时都在发生变化。

　　周其仁指出中国有生产能力,然而相应市场能力却十分薄弱。他认为,不少企业已经有了面向新兴市场的意识和趋势。但是需要政府的支持,例如政策的调整:一是简化审批;二是金融支持。“如果政策对这两方面进行支持,中国开放也将出现‘升级版’,并以此支持经济转型和升级。”周其仁称。

　　新华社副社长路建平在该论坛上指出,在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背景下,城市的发展要由片面追求城市规模、空间转向节约、集约和生态宜居,这已经成为基本方向。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认为,目前城市缺乏正规、合理、可持续的融资渠道,发展可持续的融资渠道,硬化地方预算约束是当前首先应当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埃森哲大中华区自然资源行业董事总经理金福瑛认为,城镇化的发展需要的是综合的解决方案,新型城镇化会更体现人文关怀,城市的发展应当兼顾外在和内在因素。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07届EMBA校友、北京中设泛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闫宪春表示,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的一样: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中国过去一直是土地的“城市化”,而并非人的“城市化”。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一定会给各行各业带来极大的机遇,很多产业将受益于新型城镇化而得到蓬勃发展:第一类是公共服务项目,即由政府出资的科学教育、卫生医疗等相关产业;第二类是基础设施,政府投资一部分,以BT、BOT的模式私人投资一部分;第三类是产业类项目。“我们知道,城市的短期发展靠融资,中期靠土地,长期只能靠税收,如果产业没有税收,那城市很难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