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民间资本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

　　自9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民间投资政策落实情况,再次强调在吸引民间投资方面要细化、实化实施细则之后,国内多个省份也相继提出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

　　鼓励民间投资措施密集出台 制约因素仍在

　　继今年7月北京宣布打破市政基础设施垄断,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其中之后,10月14日北京再公布了16条政策,为民间投资进入文化创意产业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北京市发改委官员表示,政策从放宽市场准入、深化综合改革、增强文化设施功能、做强文化创意企业、加强集聚区建设、促进文化消费和打造文化品牌等6个方面研究制定。将重点鼓励民营资本投资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文化艺术等文化主导行业,引导民间资本在设计服务、广告会展、动漫网游等创意主体行业规模化发展、品牌化运营。为解决民营文化企业设施不足的问题,北京市还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改造既有礼堂、旧厂房、特色工业遗址、老旧商业设施等,政府给予总投资20%—30%资金补贴,单体改造项目补贴资金不超过1000万元。

　　10月27日,安徽省政府也出台20条意见,推动项目提质提效,包括定期清理闲置建设用地、提升民间投资比重、加大简政放权力度、重大项目责任追究等。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拓宽资金渠道,安徽省要求进一步整合各类财政专项资金,采取贴息、担保、以奖代补、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产业发展,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尽快在铁路、卫生、教育、养老等领域推出一批适合民间资本和外来资本进入的项目,以提升资金供给保障能力。

　　10月22日,四川省发布《四川省重大投资项目名录》,共2336个项目,总投资4.26万亿元。对于4万亿元的投资资金来源,一位四川省的官员表示,政府财政只是做引导,主要还是依靠民间资本。

　　事实上,为了鼓励民间投资,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多次出台关于鼓励和激活民间投资的相关 “意见”或“措施”。2010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舆论称之为“新36条”,在这个意见中就已经表示要放开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等领域。不过,在落实上,民间投资总是面临着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各种体制和政策性障碍。“玻璃门”、“弹簧门”层出不穷。

　　因此,要激活民间投资,政府除了在项目规划和政策匹配上下功夫之外,更迫切的是在市场环境上营造有利于民间资本发展的气候和土壤。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科技部科技经费监管中心副主任房汉廷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表示,现在各地都在鼓励民间投资,出台了很多鼓励措施,但还存在许多问题。一是这些鼓励性的政策措施如何监督管理?在监督和管理问题上,是否也应该法制化、规范化?政府对市场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维护市场秩序,只有维护好秩序才能形成良性发展格局。二是执行力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民资不清楚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虽说“不禁则行”,但事实上,许多名义上放开的领域民资是很难进入的。三是区别执行的问题。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人,在政策的执行上随机性很大,这也是制约民间资本发展的重要因素。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羊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表示,经济大环境对民间投资的影响也比较大,这个投资环境主要是指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奚君羊认为,现在我国经济处于中速增长状态,和以前的经济高速增长相比,经济增长速度出现较大回落,这使企业对于未来经济的发展预期大幅下降。这种预期下降会使民间投资欲望受到抑制。

　　奚君羊说,民资企业与国有企业不同,民企投资若不成功,需要自身承担责任。国有企业投资的风险承担者则是整个社会,所以民营企业一般在投资方面要比国有企业更加谨慎,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现在金融业出现民营企业融资收缩迹象。因为在宏观经济状况很好的时候,一般来说企业销售状况比较好,贷款容易回收,现在经济状况不是特别理想,如果向民营企业投放大量资金,资金回收可能会出现困难,所以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有些民营企业的融资也处于谨慎状态,这使融资难、融资贵的状况更加突出。

　　对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教授马小芳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表示,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全球性问题,只是中国表现更为突出。美国的中小企业融资,企业主自身的储蓄占45%左右,亲友融资约为13%,商业银行、金融投资公司以及由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主导的中小微企业投资公司和风险投资公司的信贷资金约占29%,由中小企业管理局提供的直接贷款约占1%,证券融资仅占4%左右。由此可见,与大企业相比,小企业融资成本高是全球性的。美国小企业的融资成本约比大企业高3—6个百分点。但从融资结构来看,美国小企业的渠道有更多的选择。而与之相比,中国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更加尖锐。即便在民营经济发达、小微企业众多的温州,这个问题也同样严峻:温州有小微企业14万家,据称有6000亿元至8000亿元民间资金,而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多为亲友借款、钱庄票号、台会、寄售行、担保公司等,超过80%资金来源于自我积累和民间借贷。2011年至2012年,大量小微企业陷于停业状态甚至倒闭,部分原因就在于融资难。

　　激活民间投资重在解决市场“三公”

　　如何有效激活民间投资?房汉廷认为,激活民间投资,更重要的是解决“三公”问题。

　　第一是公平,即市场准入的问题,哪些领域允许民资进入,哪些领域不允许民资进入,这里面就存在行政垄断问题。投资领域可以界定为三个方面,一方面属于公共属性,一方面是完全的市场属性,还有一方面介于两者中间。对于完全市场化属性的部分,不单应鼓励民营资本大量进入,而且应该要求国资退出,做到有进有退;对介于中间的模糊地带,应该采取民办公助的方式;对于公益属性的,适当给予政府补贴,或者政策优惠,分散风险。政府通过向第三方采购服务,使民资在这个领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是公开,即市场的游戏规则应该是透明、统一的,信息的接受群体也应该能在第一时间获取,发布的信息不能只针对少数群体或者在短时间内公开,让别人来不及反应。比如,现在有很多政府采购,公布时间只有两天,大家还没有接到通知,就已经结束了。因此,要做到公开,就要把公开做到制度化、规范化。

　　第三是公正,就是指在对经营者违法、违规的处罚上,应该一视同仁,不能有例外,或者特殊。大家都是按照法规去投资、经营,不能今天容许、明天不容许,或者说今天让你做、明天不让做。比如山西的小煤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政府先是动员人们投资,后来又要求关闭,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应该依法依规。

　　房汉廷表示,除了“三公”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如何做好对民资收益的处理。既然做投资,就存在风险、收益两个部分。民营企业奔着收益去,同时也要承担风险。金融界有一句行话叫“利润是风险的收益。”对于民间资本进入的那些领域,在税收等各个方面,不仅仅要看到他们的收益,也要看到他们所承受的风险。所以要在税负上给予民间资本一个公平合理的待遇,在身份上要给予民间资本一个公正、公平的待遇,例如政府采购,采购的对象应该只以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为标准,而不应以产品提供者的身份为标准。再如税收优惠,不应该有身份差异。此外,在民间资本收益的处理上,还要考虑到收益的均衡性。比如,有些行业投资时间较长才会有收益,民资在没有收益的阶段,或净投入阶段,国家对他们纳税,要考虑其前期的长期投入成本。

　　民企要把握宏观大势 注重创新自强

　　从经济大环境上看,奚君羊认为,民间资本的活跃,取决于整个经济的运行,不是特定的政策可以解决的。但从解决问题着手,首先要做的是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因此,必须要深化金融体系改革,促进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业的竞争程度,解决长期以来银行业门槛过高的问题。银行作为资金供应方不能充分满足市场需求,这使银行资金往往偏于流向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很难得到资金的保障。所以应该适当降低银行业的准入门槛,现在很多民营资本试图进入银行,政府在这方面应该适度放宽,有助于促进银行业本身的竞争。银行业竞争比较充分后,资金的投向就会有更宽、更广的覆盖面。

　　除此以外,发展非银行的各种金融机构,村镇银行、小贷公司、民间融资、P2P的互联网金融等,都可以促进金融体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缓解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奚君羊认为,从社会层面来说,只能从外部环境来为民间融资提供良好的条件。从企业层面来讲,投资也是自身决策的问题。在这方面,民营企业要提升对于产业、宏观经济变化的判断能力。如果企业能够善于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发现新的需求,这种投资就比较容易满足社会的需要。他说,中国的企业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一哄而上,发现社会有什么热点,大家就都去跟风,从事某一种投资活动,往往会造成行业投资过多、过热,产能过剩情况,反而处于被动。所以,对企业来说,一定要加强对社会需求的研究,注意发掘新的机会。在创新方面,企业要以自身发展为重要依托,而不是简单地看别人从事什么投资,跟风投资。对政府来说,应在产业政策方面加强研究,对有潜在发展条件、适合社会需要的新行业与投资不足的行业,通过研究得出一些可靠的预测、判断,防止企业出现盲目投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