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松绑”正当时步子应迈得更大

    “我们一直在为残疾人就业服务，最大的瓶颈就是缺乏资金。”在9月21日～23日深圳举办的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下称“慈展会”）现场，广州番禺一家残疾人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不停地边说边发着名片。
    这也是深圳第二年举办慈展会，通过这个平台，国内社会组织、国外和港澳台公益项目机构以及企业基金会在这里展示和对接。展示项目涉及农村留守儿童、社区可持续发展、教育扶贫、节能环保等多个领域，在这里，也可以寻得着中国社会力量的发展现状。
    “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如此形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力量的发展。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进步已悄然发生，但大量潜伏的社会力量仍需要更进一步的制度创新来松绑和释放。
    “现代慈善在中国起步较晚。”深圳市民政局副局长侯伊莎说，虽然近年来发展迅速，但慈善捐赠总量与人均捐赠数量仍相对较少，慈善法规政策与慈善事业发展要求仍不相适应，公益慈善组织自身能力及慈善事业专业人才，仍不能满足慈善事业发展的需要。
    社会管理广东经验
    作为市场经济的受益者，广东省最早面临社会转型期带来的诸多冲击。2011年10月22日，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河东社区发生了一起引起全国关注的联防队员施暴事件。这一事件背后，则是外来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的种种隐忧。
    而类似的社会问题在外来人口聚集的珠三角地区并不鲜见，如外来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家庭问题、与原有城市社区的融合问题，以及外来工群体的维权问题等。
    创新社会管理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重点课题，并由此形成更多共识——传统维稳和管理思维面临挑战，政府需要不断强调民生，更加尊重公民权利。同时，政府不能再像昔日一样统管一切，需要厘清自身职责，实现自身解放和放权于社会。
    杨团则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首要问题是进入门槛上的约束。登记管理体制简单说有两种：一种是审批制，一种是注册制。但是目前，除一些试点城市外，基金会、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都是审批制。
    杨团表示，审批制会导致慈善业的垄断，并阻塞整个慈善的动力。但在国外，非营利组织登记管理上，绝大多数国家用的都是注册制。
    而随着珠三角面临的社会问题逐渐增多，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也首先在广东发轫。
    2011年11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2012年7月1日起，除法律规定外，对社会组织全面“松绑”，直接到民政部门登记。
    上述创新的核心是降低登记门槛，简化登记程序，突出“宽进”， 涉及行业协会、群众生活、公益慈善类、社会服务类、异地商会、城乡基层社会组织、涉外社会组织、枢纽型社会组织等社会组织。
    同时，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也有了类似做法，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李勇公开表示，最终目标是实现所有社会组织直接登记。
    事实上，在广东省出台为社会组织登记“松绑”的方案前，深圳、顺德、珠海、东莞等城市一直在不同的方面进行着社会管理创新的试点。
    2008年9月，深圳市将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三种社会组织列入首批“直接登记”的试点。
    2011年1月11日，壹基金在深圳成功转型为公募基金会，免去了壹基金作为慈善组织难找行政主管单位挂靠的尴尬，使之走上更加专业化、透明化的公益道路。从深圳抛出“绣球”到壹基金的正式“落户”，仅用了1个月的时间。
    2012年，拥有特区立法权的深圳率先出台首个社会建设法规——《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创新促进条例》，涵盖社会事业、社会保障、社会组织、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等五个方面。
    尽管广东在社会管理创新上已经走在前列，但仍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一位深圳社工机构的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说，比如政府购买服务的财政拨款总不能及时到位，因为购买价格低，深圳吸引力大大降低，出现社工离职流失的现象。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社会组织先做起来再说
    “20世纪的慈善存在于21世纪的中国。”《中国发展简报》英文主编谢世宏说，根据他所在杂志的调研，中国慈善组织存在分散、覆盖面广、力量难以凝聚的特点。
    上述观点得到了友成基金会常务理事长汤敏的认同。他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的社会公益组织仍处于初级阶段，数量不够多，质量也参差不齐，发展空间巨大。
    20年前，汤敏是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他和茅于轼一起创办了富平小额贷款和家政学校，友成基金会则致力于用教育消除贫穷。
    中国的社会组织和欧美国家相比差距巨大。和美国相比，2008年，美国有190万个非营利组织，雇佣员工达1200多万人，雇员工资总额占全美工资总额8.1%，而中国2012年非营利组织的数量是49.2万个，2008年在职人员不完全统计是20多万人。
    注册难成为很多非政府组织的困境。在谢世宏调查的251个非政府组织当中，45%注册成民办非企业，17%在民政部门注册，约25%注册为商业企业，还有11%以其他各种各样形式的发展，如挂靠在另外的一些单位或机构。
    对于大部分民间社会组织来说，“身份”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但大量民间慈善组织却已“先行”一步。“社会有需要就要想办法用社会创业家的姿态和办法去动员一切力量，从小改变做起。”国际美慈组织原中国主任陈一梅说。
    广州市正信慈爱协会就是这样一家组织，2011年广东省未出台社会组织管理创新的方案前，协会一直无法登记，后来虽然完成注册，但因筹款限制，一直靠会员自己掏钱做慈善。
    80多岁高龄，广州市正信慈爱协会的首席名誉顾问周智证对本报记者表示，协会会员来自不同领域，已经坚持5年到广东最贫穷的清远山区关爱鳏寡孤独、单亲妈妈、残障、留守儿童等弱势人群，因很多会员是医生，每月定期开展“扶贫日”的义诊公益慈善服务，完全靠会员的善心大爱来坚持。
    随着各地社会管理创新试点的开展，社会公益组织自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在杨团看来，非营利组织联合的意识加强了，而且这种联合和联盟已经表现在各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4·20”芦山地震的救援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联合组织。而全国性的基金会财务收支及资助项目和捐款信息平台——基金会中心网也在最近3年出现，这种联合的趋势将汇聚成更大的力量。
    在互联网等新技术的背景下，慈善与新技术的交融成为一种新的趋势，这被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高级项目官塞巴斯蒂安·马耶夫斯基（Sebastian Majewski）称为“智慧慈善”。
    马耶夫斯基认为，智慧慈善在中国有很好的发展趋势，很多互联网企业有志于慈善事业，同时，数字技术将把中国的年轻一代联系在一起，通过公众参与，也会使得公益行业建立更加透明而有效的体制。
    如何做好企业公民？
    越来越多的企业建立起社会责任部，并发起成立企业基金会，企业逐渐成为中国公益慈善发展的最重要力量之一。
    2004年被称为中国基金会转折之年，当年6月1日，《基金会管理条例》实施，停滞多年的基金会重新开闸，并提出鼓励非公募基金会发展，以公民个人或者企业名义创办的基金会起步，并投入到公益慈善项目中。
    基金会中心网的数据显示，截至昨日，中国内地基金会总数达3415家，其中公募基金会1369家，非公募基金会2046家。
    “在国外，民间组织和一些慈善项目的资金有四个来源，一是企业作为主力，二是宗教团体，三是各种税收，四是政府扶持和政府购买。但这一切，中国都还在摸索和学习中。”汤敏说。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民企社会责任部总监对本报记者表示，在中国设立社会责任部或基金会的企业，一般外企的中国分公司居多，国内民企占少数，除非老板对公益慈善很热衷。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不同的企业会有不同的答案。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可持续发展总监张惠峰对本报记者表示，汇丰的管理层有一个企业价值观，那就是想在一个国家或地区长期存在和赚取利润，为股东提供回报，一定是在这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的，这三个方面任何一个不可持续的话，企业不可能获得利润。
    企业做社会投资不仅仅是资金，还可以是人才和技术的投入。SAP公司全球执行副总裁孙小群对本报记者说，在很多项目中，员工是志愿者，同时，作为一家软件公司，他们也可以把资源优化管理的技术用于公益项目，比如帮助非营利组织管理专业化。
    金融机构通过金融工具推动慈善公益发展的“慈善金融”也逐渐出现。比如，招商银行和壹基金推出首只公益基金托管样本，以第三方托管机制解决公益慈善的不透明问题。易方达、汇添富、光大保德信基金公司旗下的公益基金会，运用资产管理的优势，引入专业化服务，解决公益慈善管理的低效率问题。
    如何把资金用在最合理的项目、最有执行力的非政府组织（NGO）上，是每个基金会都要考虑的问题。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吴冲对本报记者说，企业投资公益项目如果关注的范围太广，很难形成专注力，基本是毫无价值的投资，应该集中于有确定的价值观的一类项目，争取能够达成一个问题背后整个系统体制的改变，这类项目从社会价值角度来讲会是最有效率的投资。
    非公募基金会还涉及慈善财产的问题。杨团说，由于慈善财产的管理缺乏相应的法律保护，一些基金会已经开始减资了，出台相应法律非常迫切。
    步子要迈得更大
    相比10年前，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已经迈出重要一步，但步子还不够大。即使在已经对社会组织管理松绑的广东地区，对一些民办非企业组织仍有很大限制。
    广州一家民办非企业组织的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说，民政部门仍是管理大于服务的态度，会员必须是广州市户口，会员名单都要登记，离开广州市区内活动需要报备，而政府购买服务的前提是要有3名以上党员成立党支部。
    同时，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已经在一些试点城市开展，但政府购买不一定能够真正落实。
    汤敏对本报记者说，政府招标和选择有效社会组织的过程中也有可能出现腐败，如何用立法来进行制约，这一切政府都还在学习中。
    深圳一家社工机构恰恰遭遇了这样的不公平待遇，和政府签订的三年合约还未到期就被其他社工机构取代，服务费没有追回，这家社工机构也被迫解散。该机构负责人表示，在购买服务过程中存在暗箱操作，并未真正体现公平。
    这些束缚和限制之下，则是行业难以繁荣，进而出现人才缺口，而人才缺口又反过来阻碍了行业发展。
    陈一梅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看来，慈善行业从业人员无论从总量还是质量上的缺口都是巨大的，同时又有一些新职位上的缺口，比如慈善咨询、会计师、公益创投等人才。
    如何弥补缺口？陈一梅说，从宏观上要消除一些不符合市场和人才发展规律的制度壁垒，比如，公益组织人员的工资不能超过当地平均工资的2倍。同时，还要消除一些误解，比如，最明显的误解就是公益组织做事没有管理费，这是不可能的。
    杨团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体制改革确实已经到了攻坚阶段，虽然已经迈出一步，但步子要迈得更大，这就需要靠“两头”同时改革。
    一头是指，在更多地方试点取消教育、医疗、环保等大量非营利组织的双重登记；另外一头则是，对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工青妇等八大群团，以及红十字会等国务院编办设立的13个团体组织进行改革，使其逐渐成为社会组织。
    杨团表示，这些组织加起来的数量超过800万个，加上中国130万个事业单位，加起来类似大公益这个范围内的社会组织大约有1000万个，大量资源仍然还在这1000万个机构中。所以，社会体制改革，要先从这1000万个组织改革开始。
    同时，对于《慈善法》的出台，慈善行业也呼唤已久。杨团表示，我们现在法律实在是太落后了，确实需要有这么一部非营利组织法律，对非营利组织的税收、财产管理、募捐以及自治进行规范，这样社会力量才能更专业化、更强大。
    “需要明确的是，慈善的主体是民不是官，它是基于每一个人的爱心而自愿进行的，自我选择的善举。”杨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