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PP倒逼行政改革

　　袁志刚，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年以来一直从事非均衡理论、就业理论、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险研究、中国居民消费、金融改革和房地产等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

　　中国加入新的国际贸易协定，必然会极大地推进中国制度的改革和制度红利的释放，而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则是投资主体和投融资体制以及要素市场的扭曲

　　数月前上海自贸区的消息一出，各界普遍最关心的是金融改革。而与这些盛行观点不同，袁志刚认为，从根本上看，“自贸区里面有很多内容，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行政体制的改革，政府的转型。政府不能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

　　袁志刚表示，在WTO进程遇阻，美国欲主导建立以TPP、TTIP、TiSA为核心的全新世界贸易格局，中国必须“再次入世”，未来将不得不加入TPP，而上海自贸区正是承担此项历史重任的关键试验场。“我认为，中国加入TPP，对中国和美国来讲都是利大于弊，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

　　而上海自贸区能为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转型做什么？袁志刚认为，要破这个题，首先的答案是：负面清单管理、准入前国民待遇、备案制而非审批制。而TPP等国际高水准协定，将是重要工具，用以倒逼中国改革，尤其是对既得利益者的改革。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释放制度红利。而改革的发端首先应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从过去十年来看，政府介入经济行为过多，经济领域中行政权力无处不在。”袁志刚分析。

　　袁志刚认为，“中国加入新的国际贸易协定，必然会极大地推进中国制度的改革和制度红利的释放，而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则是投资主体和投融资体制以及要素市场的扭曲。在TPP中，最要害的内容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负面清单管理、高端服务业更高程度的开放，短期看这些对中国的确有很大的冲击，但是从实质性来看，中国改革最难的就是打破既得利益。如何突破这些现有利益群体呢？只有对外开放，并以开放促进改革。”

　　因此，“从目前来看，上海自贸区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改变投资中的投融资体系，变投资审批为投资监管。”袁志刚分析，“简单而言，中国近年来的投资主体主要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融资主要中介是银行，投资决策机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政府审批。而融资的结果往往是“爱富嫌贫”，有政府背景和国有企业背景的投资主体能够获得低成本的金融资源，中小民营企业和创新性企业则难以获得金融资源。”

　　袁志刚指出，要以金融体制改革为核心，推进土地要素、劳动要素、资本要素全面市场化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设立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思路，决不意味着为上海提供一些优惠政策或者降低税率，进而让企业大规模地进驻，在变成投资热土后，土地价格上升。这样的做法也缺乏意义。

　　上海要真正做好自贸区需要具备哪些条件？袁志刚分析有三点，“第一是要有完善的要素市场体系，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第二要有强壮的微观主体，例如像华为这样的跨国企业不断涌现；第三，要接受全球更高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的标准，包括企业的社会责任、环境能源的可持续发展、知识产权保护等。”

　　那么具体而言，如何利用TPP？“应先将TPP谈判中的内容纳入上海自贸区：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取消诸如银行、保险外资股权不能超过多少比例等限制。如果不在负面清单管理内的行业，从企业设立到股权组合就可以全部开放，既对外开发，也对内开发。”袁志刚表示。

　　服务贸易的建设尤其要抓住服务贸易的核心—即结算和金融中心建设。袁志刚认为，上海发展贸易必须抓住结算、订单这样的中心环节，这是上海成败的关键，“未来上海自贸区要朝着全球贸易、业务贸易的结算中心、定单中心前进”。

　　对于金融改革，各界普遍存在区内区外套利的担忧。对此，袁志刚强调，创新必须严格管好“区内区外两本账、两个账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