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适应更高层次开放的新体制

　　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到了一个转折时期,传统的增长模式已经动力渐失,需要依靠鼓励创业就业、创新驱动、新型城市化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才能获得新的增长动力。而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型,关键是要调整发展战略思路,进行宏观调整方式、干部考核导向、创业准入和行政审批、财税金融、土地制度,以及围绕更高层次对外开放的有关方面配套和深入的改革。

　　周天勇

　　由于2008年以来,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需要采取应对措施,从更高层次的开放获得参与经济全球化形成的新增长动力。而这需要进行三个方面的改革:

　　一是围绕形成自由贸易机制所进行的体制改革。 (1)处理好政府管理与世界投资贸易通行规则、政府与对外经济中行政管理与市场调节等方面的关系。主要涉及到各部门清理相关的行政审批事项,废止与世界通行规则相悖的污染和法规,在厂商准入、资金汇出汇入、人员往来、通关便利、贸易结算、税收税率、知识产权保护、生产服务标准谈判和规定等方面进行体制接轨和创新。这需要海关、边检、检疫、口岸、户籍、工商、税务、商务、银监、证监、保监、质检、标准、人社、发改委等相关部门清理过去的法规,并提请全国人大停止和废止过去有关冲突和不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的法律条款,形成新的与国际自由投资贸易接轨的条款。 (2)除狭义上的我国自行建立的地区性自由贸易区外,对于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区,需要国务院协调、精心设计谈判方案,并做好内部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货币直接互换结算等方面的体制创新,在自由贸易区建设中争取谈判的话语权。(3)建设和形成针对自由贸易区开放的服务体系,比如会计和律师事务所、投资和贸易纠纷仲裁相关体制,使中国在自由投资贸易领域中,不仅形成新型的服务业,也通过发育国内自己的国际通行承认的第三方社会组织来维护国家利益。

　　二是改革妨碍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关体制。从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看,(1)总体上,已经发展到了完善国内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浮动汇率机制形成、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改革阶段。 (2)具体到资本账户开放相关内容,已经到了实施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战略、放宽境外投资汇兑限制、放宽企业外汇管理要求及跨国公司资金境外运作限制、实施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的时候。(3)适应更高层次对外开放,需要修改和形成新的 《外汇管理条例》。外汇管理局2013年8月27日发布了《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取消和简化了相关外汇管理程序,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外汇管理政策进行归并和整合。 2013年9月1日起,广东省将实施服务贸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需要将各种创新整合,形成新的统一的外汇管理法规。(4)学者王元龙2008年提出“双三步走”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首先,在地域扩张上采取“三步走”,即坚持人民币周边化、人民币区域化、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取向。其次,在货币职能上也采取“三步走”,即坚持人民币结算货币、人民币投资货币、人民币储备货币的先后顺序。先推动人民币为结算货币,逐步增加人民币在全球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份额;再推动人民币为投资货币,使人民币逐步成为主要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要投资币种;最后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我认为,为了获得新的融入全球化而带来的经济增长动力,在设计人民币国际化风险控制路线图、法律法规和体制机制的同时,是加快这一战略实施进程的时候了。

　　三是要形成“走出去”的体制和机制。(1)改革和明确对“走出去”企业行政管理的范围,从目前的情况看,商务部负责在境外开办企业审批,发改委负责投资项目和用汇额度审批,外汇管理局负责资金汇出审批。就改革事项讲,要鼓励“走出去”,清理审批事项,轻审批重服务、重信息统计和监管,教育驻外企业要遵守当地法律,塑造社会形象,同时维护其国外权益。从所有制方面看,要注重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走出去”的审查和监管,放开和鼓励有实力的民营企业“走出去”。就项目审查而言,实际上发改委也不可能到实地去了解,即使去也搞不明白。应当由可行性研究评价的第三方组织进行项目评价,而企业进行决策,企业家负责项目选择和投资体制机制。而考虑到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世界第一,有继续贬值的趋势,发改委和外汇部门应当放宽企业“走出去”投资的用汇管理。 (2)形成“走出去”的配套体系。抓紧培育和建设国内为企业“走出去”服务的与世界规则接轨的民营金融体系,如民营进出口银行、进出口保险公司、进出口租赁公司、进出口担保公司等金融服务体系;再如前面提到的,培养和发展涉外的我们自己的国际仲裁、会计事务和法律事务等机构。 (3)从国际投资和贸易的竞争看,有政府背景的国有经济“走出去”,由于所有制歧视和被认为竞争不公平以及涉及对方国安全等理由,往往受到相关国家和世界贸易规则的限制,包括考虑国有企业“走出去”的道德风险和监控成本,需要培养一大批能“走出去”的人才;特别是培育和发展大型和特大型民营企业“走出去”,形成中国在世界上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4)各外事和涉外部门,应当转变工作观念,创新工作内容,将精力、物力和时间更多地用于了解相关国家市场需求、法律法规、经济政策,通报经济信息;了解驻外企业经营环境,帮助其协调各方面关系,为其投资和贸易服务;提供信息,通报情况,积极参与国内各部门“走出去”政策制定和调整的协调;将政治外交、文化交流与促进经济往来、合作共赢密切结合起来,形成外交与经济的互动;维护我国企业在相关国家的经济利益,在相关国政策变动、政局变化、事件突发时,为投资、贸易和经营者,进行外交交涉、财产保护、人员撤离等帮助和服务。

　　总之,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到了一个转折时期,传统的增长模式已经动力渐失,需要依靠鼓励创业就业、创新驱动、新型城市化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才能获得新的增长动力。而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型,关键是要调整发展战略思路,进行宏观调整方式、干部考核导向、创业准入和行政审批、财税金融、土地制度,以及围绕更高层次对外开放的有关方面配套和深入的改革。这些方面没有进展,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国民经济健康快速的可持续增长,可能很难实现,增长的不稳定性和颓势可能不可避免。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