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中国不能犯全面放开资本账户导致危机的错误

    8月新兴市场因受到海外资本的大规模撤离而受到剧烈冲击,不少赤字缺口严重的国家货币快速贬值,经济增速下滑,而中国因为资本管制所受波及并不大。

　　关于中国的资本项目自由化,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接受中国证券报专访时提到,

　　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人民币国际化应该由市场化推动,不能操之过急,也不应该“揠苗助长”。

　　现在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并不是应否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真正的问题是:应否在近期,如在2015年以前,实现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自由化?

　　他提到,在理论上,一个国家是否应该最终放弃资本管制,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资本跨境自由流动是否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取决于是否存在一个完善的市场。在存在大量市场扭曲的情况下,资本跨境自由流动很可能是弊大于利。

　　同时他也谈到,中国没有受到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外部压力,希望通过开放资本项目后形成的外部压力(国内、外资本自由跨境流动)来推动国内的各种改革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隐藏着危机。放弃资本管制所能带来的好处十分不确定,风险则显而易见。

　　首先,如果某种金融体制或金融政策改革无法通过内力推动,我很怀疑这种改革可以通过国际资本的突然流入或流出而实现。

　　其次,开放短期跨境资本的流动与贸易自由化不可同日而语。在金融全球化和一体化的今天,在没有资本管制的情况下,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及其对经济的后果都是难于控制和难于预测的。

　　再次,中国M2对GDP之比超过180%,为世界之最。其中,中国居民储蓄存款高达43万亿人民币。如果中国居民将储蓄存款的15%换成美元资产,流出中国的资金就将高达一万亿美元。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可能不高,但一旦发生,其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将是致命的。事实上,中国居民持有外币计价资产的偏好比较高。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解除限制,资金外流数量可能更大。

　　因此,余永定认为,为求万全,中国首先应该加速国内的改革和调整,资本项目自由化不应在中国的改革和调整日程中占据优先位置。

　　当前采取一定资本管制的必要性在于,我国现在面临产能过剩严重、地方政府债、公司债过高、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风险管理机制不够完善、影子银行“套利”猖獗、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经常项目收支趋于平衡、美联储正在酝酿退出货币宽松政策等等环境,而中国还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可以低于风险。

　　如果突然完全放开管制,套利、套汇活动可能进一步加强,而当货币当局实行货币紧缩抑制通胀和资产泡沫时,资本流入;当货币当局放松货币政策时,资本流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遭到破坏。

　　最令人担心的情况则是:由于出现某种意外事件、预期突然恶化,资本外流的压力陡然增加,并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

　　此外,余永定指出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时序非常重要,必须首先建立短期货币市场的风险管理机制,此外还包括发展国债市场,完善公司治理、簿记和信息披露以及审慎监管,加强法制观念、股东权益保护、信用评级、破产和破产保护等法律和制度建设等,更重要的是,在放开资本管制的同时确保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总结来看,余永定认为,

　　中国需要马上做的事情很多,不应该把完成资本项目自由化放在过于优先位置上,更不应该把资本项目自由化作为推动中国改革和调整的动力。相反,中国应该主动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健全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风险监控机制、加速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在此基础上,逐步减少对资本跨境流动的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