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富二代”

　　现在，我们将所有第一代企业家的子女统称为“富二代”。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第一代企业家在特定的环境中积累了一定财富，当他们年华老去，“企二代”不得不在父辈的企业与重新择业的路上寻找出处。

　　然而随着两代人意识形态的差异越来越大，即使“企二代”们选择继承父辈的道路，他们手下的政企关系、经商理念都在无可避免地影响着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通过管窥“企二代”群体，我们试图勾勒出未来三十年中国企业的轮廓，也试图在争议中，管窥新时代的政商关系。

　　本报记者 韩玮 实习记者 黄金 发自上海

　　2012年5月，中国青年报记者陶涛与财经作家于一合作出版了《中国富二代调查报告》，这本书的总策划正是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

　　中国现有750多万家私营企业，其中90%以上是家族企业。周德文等人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耗时一年多，通过600份调查问卷，110余次深度访谈，对这个群体进行了调查。

　　“我在工作中遇到过很多形形色色的富二代，他们有的因为吸毒被家族放弃，依靠信托基金度日；有的突逢家变，17岁便挑起了家族重担；还有因为父子不和，让在政府某职能部门当处长的次子辞职回家接班的；也有特立独行跑出去创业大放异彩或铩羽而归的。但我始终认为，对于他们来说，只要能够办好企业，创造财富、解决就业，这就是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周德文说。

　　负面富二代

　　富二代，这是不受人待见的三个字。

　　时代周报记者在采访中遇到一位开着奥迪R8，全身爱马仕的投资公司总监，他说自己是创二代；而另一个父母都是董事长的富家小姐说，“我是红三代”。更有趣的是，一位父母拥有一栋豪华大酒店的采访者认为，“父母的资金都投在酒店里，这是饭碗，而他们手头真正属于自己的钱连一百万都没有，所以，我不是富二代。”

　　无疑，这个被认为属于富二代的群体几乎都不喜欢这个称呼。“这本是个中性词，但因为负面新闻较多，于是变成了贬义词。不仅富二代不喜欢，富一代也不喜欢。”周德文说，为了使调查进行下去，为了让围城里的富二代与记者聊上天，他们改口称对方“企二代”或是“创二代”。

　　在周德文看来，“创二代”（等同于“企二代”）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仅仅用于特指第一代企业家的子女。虽然“官二代”中也有创业者，但他们更多是利用父母的社会资源，通过权力的圈子搭建经济的平台，这个过程往往要比真正的创业容易，所以，他们不算“创二代”。

　　“我认为，凡是第一代企业家的子女，不管是在父辈的产业链条下开展事业还是在父辈的支持下从事新的产业或者另起炉灶、独立创业，他们都是创二代。他们需要继承的不仅仅是财富，还有创业、守业的精神。”

　　周德文等人的调查为这群人描绘了这样的“画像“：他们18—35岁，七成为男性，超过八成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四成以上接受过海外教育，一半人已经结婚。

　　财富的烦恼

　　创业难、守业更难，而中国企业家面临的某种尴尬是，没人守业。

　　早前，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对182个民营家族企业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家族企业家的平均年龄为52岁，其中，90%的企业家希望自己的子女继承企业，而他们的子女中，82%的接班人不愿接班或非主动接班。

　　但是，周德文摸到的情况大为不同。他认为，“在浙江，起码是温州，六至七成的子女在父辈的培养下有着接班的愿望，甚至渴望早点接班，而打退堂鼓的最多三成。”

　　按照周德文的分析，这三成中，相当部分是因为父辈的企业为劳动密集型，工作艰苦；还有一部分孩子不是不愿接班，而是嫌弃父辈的产业“太土”，或者进入了自己更感兴趣的领域，比如互联网、资本市场，等等。

　　而时代周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中小企业主并不希望子女接班，反而鼓励他们去大公司、大企业谋职，政府单位更佳。而原因在于一方面，他们企业高度个人化，不使用职业经理人，导致接班困难；另一方面，老一辈认为做企业太苦，不舍得子女再挨自己受过的罪。

　　对此，一位长期关注富二代现象的富二代告诉时代周报，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特点。比如，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就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因为当时，资本家都是不体面的人，他们获得财富后往往希望儿女去当乡绅、做军官或是搞学问。久而久之，他们就失去了财富的优势。

　　中国式企业

　　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优越的成长环境，这让企二代拥有父辈所没有的现代管理知识和国际化视野，不过，他们似乎需要选修一门课程：关系。

　　“中国的政府体系存在严重的问题。几乎所有的企业都认为政府的办事效率很低，存在潜规则。对于老一辈来说，他们积累的经验无非是屈从政府的各种要求，适应规则。而很多年轻人从国外留学归来，法制观念强于上一代。而对于政府的一些做法，有的人深恶痛绝。”周德文说。

　　而一位刚开始创业的企二代则对时代周报记者抱怨，“有时，和政府官员交流就像是猜谜，他不会把话说死，也不会说满。一句话的每个字都听得懂，但放在一件事里就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在周德文看来，与政府打交道在中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为了事业，年轻一辈可能仍要顾全大局。不过，这并非意味着迁就落后的制度，而是根据中国的体制、国情和环境，适当做一些调整。

　　“企二代还是要学会一些关系学的内容，毕竟，中国至今就是一个人情社会。”

　　而在上述《报告》中，根据陶涛的观察，目前，富二代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大多有着自己敏锐的观察力，他们对一些潜规则熟门熟路，而这一方面是富一代的言传身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是社会风气使然。

　　比如，有一次在走访时，遇到一位富商请一些官员吃饭，陶涛也受邀出席。酒桌上，富二代首先主动代表父亲挨个敬酒，因为他知道，将来接手企业后，这些人都用得着。而这就是关系学的第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