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的义与利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东亚国家的学者提出了世界中心向亚太转移的看法，其主要依据是当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的经济快速增长。

　　然而，30年过去了，这一转移还没有发生，而被认为是权力转移驱动力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似乎也失去了推动世界权力中心转移所需的实力。相反，经历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则日益显露出大国风范。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是最早研究中国崛起的学者之一，在《历史的惯性》一书中，阎学通预测了未来十年的国际格局变化和中国在新格局中的角色。日前，阎学通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专访。

　　《财经国家周刊》：你在《历史的惯性》一书中提出，未来十年世界的中心将转向东亚，这一转向仅限于经济领域，还是政治文化的全方位转向？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阎学通：世界中心转移肯定是由综合国力变化引起的。仅是经济中心的变化不会带来世界中心的转移。当我们谈论世界中心的转移时，一定是指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全方位的转向。

　　东亚地区将可能在2023年成为世界中心，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中美两个大国都将把东亚地区视为主导世界的基础，即东亚是战略价值最大的地区；二是双方在这一地区拥有可相互制衡的力量，即双方在东亚都将不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财经国家周刊》：历史上，权力转移会导致世界的动荡甚至是战争，而战争则最终导致世界格局变化，您认为未来十年东亚和欧洲的权力转移能否平稳进行，原因何在？

　　阎学通：任何一次权力转移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动荡和战争。冷战的结束没有发生世界中心转移，仅仅是一个“两极格局”变成“一极格局”，还导致了伊拉克战争。

　　现在美国和欧洲的相对衰落已经带来了战争，比如说西亚北非地区动荡带来的叙利亚内战、埃及动荡等，这些实际上就是世界中心发生变化带来的战争。今后十年里，美国和欧洲的相对衰落一定还会带来战争。

　　但是有一个错误概念，提到世界中心转移会带来战争，就一定会认为是世界大战。人类历史五千年，只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很多人把世界中心转移发生战争和世界中心转移发生世界大战这两者混淆。我个人认为，肯定会发生战争，但肯定不会发生世界大战。

　　《财经国家周刊》：您认为在世界中心转移过程中，国际规范会发生何种变化？

　　阎学通：世界中心从欧洲向东亚转移是否会带来国际规范的质变，目前还难以做出明确判断。但我注意到，一些重大的国际规范正在发生不同程度的演化，这些演化后的规范可能在10年后变为主导性规范。

　　这些重大的国际规范包括：第一，未来十年，干涉内政和不干涉内政的国际规范有共存趋势；第二，国际组织空谈化现象将更加严重；第三，公平正义的社会思潮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第四，追求正义的思想开始挑战追求经济发展思想的国际主导地位。

　　《财经国家周刊》：你提出未来世界将是“中美两极”，这与其他一些学者认为的多极化趋势相左，您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阎学通：1992年苏联解体后，许多人预测国际格局走向多极。然而，美国一家独大了20多年，并没有出现能与美国比肩的多个大国。很多国家想推动多极格局形成，但他们未能像中国一样崛起。今后十年，将是中美两极化趋势而非多极化趋势。

　　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将有全球性的物质力量，但没有全球性的影响力。这种说法忽视了影响力滞后于实力的规律。一国是先有实力的升降，然后才有影响力的升降。目前，中国实力上升但影响力还没跟上，而美国是影响力还在，但实力已开始相对衰落。

　　我判断中国今后的国际地位是从实力角度入手。十年后，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四个实力要素都将达到超级大国水平。到2023年，只有中美两国的国防开支能在3000亿美元以上，GDP能超过10万亿美元，并能提供国际关系理论。到2023年，虽然中国的综合国力还不如美国，但美将不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同时中美之外也没有第三个超级大国出现。

　　《财经国家周刊》：在你所预测的“两极”国际体系中，中美两国是否会把世界带入“新冷战”？

　　阎学通：随着国际经济关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度增强，采取全面对抗的战略显然不能最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在全球化条件下，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度越来越大，为了经济利益，双方都不愿采取全面对抗战略，虽然双方在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利益冲突并不会因经济相互依存而消失。因而，中美两国不具备引发“新冷战”的能力。

　　《财经国家周刊》：近来，美国主导TPP加速，出现了再全球化的过程。对此，你怎么看？

　　阎学通：首先，美国推动TPP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但其政治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孤立中国。任何区域合作都要有地理边界，消除地理边界就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跨越地理边界推动TPP，就是为了防范中国。

　　第二，美国推动TPP有一定困难。美国想以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原则制定规则，这涉及到别的国家的经济利益是否受伤害的问题，因而很难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讲，奥巴马在任期内无法成功签署TPP。我听到一个说法，奥巴马决定把启动TPP和TTIP谈判当作他的政治遗产。奥巴马之后是否能谈成取决于美国的实力。如果美国的经济实力没有明显上升，无法为参与TPP的其他国家提供实际利益，那谈成的可能性不大。

　　《财经国家周刊》：未来十年中国外交政策应做哪些调整？

　　阎学通：未来十年，中国面临的将是“中国责任论”的国际体系压力。如果中国继续以经济实用主义思想指导外交，中国不仅会面临国际形象日益恶化的危险，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冲突也会遍布全球。经济实用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在未来十年都难以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

　　道义现实主义有成为中国外交指导思想的可能性。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政治领导力是综合国力的基础，超级大国应将提高战略信誉作为首要的外交目标。中国应借鉴古代王道思想发展当代道义现实主义，以“公平、道义、文明”为对外政策指导思想，建立责权相等的国际新秩序。

　　比如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建议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全球规范，就得到了相当一些国家的支持。这一规范是典型的公平原则而不是平等原则。习近平提出的“自身安全也必须让别人安全”理念就是一种符合公平、正义和文明思想的理念。习近平最近还提出中国周边政策要“道义为先”的原则。

　　《财经国家周刊》：思想界在中国未来发展过程中，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中国能不能形成类似西方的智库影响政策的机制？

　　阎学通：如果看一下全世界范围内的智库建设，会发现越小的国家智库地位越低，智库数量也越少。需不需要智库是由国家地位决定的，中国在发展成世界大国的过程中，智库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中国学者的影响是通过公开发表文章来实现的。中国没有实际意义上的智库制度和严格意义上的智库机构。中国职能部门的研究部门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智库机构，它们的主要工作是做事，而不是进行政策建议。中国现在要建智库，就是要建职业性智库，建能够科学地研究国家政策，并对国家决策产生影响的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