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时势+政策造就义乌样本

    每经记者 徐超 发自义乌

    义乌，被联合国、世界银行与摩根士丹利等权威机构称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而远在千里之外，自古便是商贾之都的西南重镇成都，则正计划在5年之内初步建成区域性国际贸易中心。然而，现在成都有传统专业市场140多家，新建和在建专业市场70多家，如此数量众多，难免良莠不齐。如何才能成为区域性国际贸易中心的主体？这条路该怎么走才最合适？
    8月20日到8月23日，记者前往义乌，走访义乌国际小商品市场，采访工商、国资、海关、宣传、金融等政府部门，以及小商品城集团、数十位经营多年的商家，对话行业知名专家，深入挖掘义乌成功背后的秘密，希望对成都打造区域性国际贸易中心城市能够提供参考。
    采访中记者发现，无论是来自政府还是企业人士，或是经营多年的商家，在谈话中都强调到政府的角色转变起到了关键作用。
    浙江中部的县级市义乌，是任何人都不会陌生的城市，因为义乌因其享誉世界的城市名片——小商品市场而蜚声中外。
    从土地贫瘠，只能挑着货郎担摇着拨浪鼓，沿街吆喝用红糖换取鸡毛牙膏皮等废品，回家后再把换来的鸡毛当作农田的肥料，或制成掸子卖给供销社，牙膏皮等则卖给废品回收站的“鸡毛换糖”小生意，到发展成拥有商铺5.8万余个，汇集41个行业1900个大类40万种商品（联合国公布全球共有50万种商品），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小商品市场，义乌走过了30年的岁月。
    从义乌小商品市场这个市场业态最为成功也最为典型的样本可见，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出现和发展，有突然性也有必然性。“穷则思变”，贫困使义乌人万般无奈下想到了做生意这条路。著名学者马力宏曾分析，义乌“原来很穷，农业自然条件不好，很多农民只好外出经商，摇拨浪鼓卖糖。”而后来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使得意外“笨鸟先飞”的义乌抢占了发展先机。
    贫穷“逼出”义乌市场
    义乌市场的出现，跟义乌原来的“穷”有关。30年前，义乌还是浙江中部一个贫困的农业小县，人多地少资源贫乏。这里的人自古就有经商的习惯，“鸡毛换糖”是义乌货郎们传统的谋生手段。
    其实义乌市场的雏形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在当地出现，1974年后，在上级明令禁止、取缔，而半合法的“敲糖换鸡毛”又需要市场存在的矛盾冲突之中，两个提篮叫卖、批零兼营的季节性市场在那个特殊年代悄然孕育。
    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在我国一些地方逐步解冻，手工制品、农产品摆上了集市，然而长途贩卖、摆地摊做小生意仍被当作投机倒把行为加以打击。此时，一些义乌人开始不满足仅仅靠“鸡毛换糖”解决生计问题，提心吊胆地做起了贩卖日用小商品的生意。
    义乌市场的诞生，农妇冯爱倩和当时还是义乌县委书记的谢高华的对话，是不得不提的故事。1980年，有5个子女的冯爱倩开始了艰辛的从商之路，在县城偷偷摸摸地摆起地摊。1982年5月的一天，货物屡次被没收的冯爱倩鼓足勇气站在了义乌县委门前，跟新来的县委书记谢高华讨说法。县委书记谢高华与冯爱倩的争论进行了一个下午。最后，谢高华告诉冯爱倩，“你回去摆摊吧，我告诉有关部门不查你们”。
    1982年8月，义乌县委、县政府在经过调查研究和反复讨论后，由义乌县委稠城镇市场整顿领导小组下发了“一号通告”：从9月5日开始，正式开放县城小商品市场，并提出“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并出资搭起了上可遮雨、下可摆摊的简陋市场设施，人称“草帽市场”。这是历史的拐点，义乌小商品市场诞生。
    1984年，义乌县委、县政府明确提出“兴商建县”发展战略。第一代义乌市场当年成交额就达到2321万元，商品主要销往义乌周边县市。著名学者马力宏分析认为，正是因为贫穷，使得义乌政府必须正视老百姓的生存问题，“为了扶持农民，为了发展经济”。
    “凹地效应”壮大义乌市场
    当代中国经济奇迹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过“凹地效应”，在上世纪整个80年代，深圳是中国最大的一块凹地。特区政策的优惠性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大量国内资金和优秀人才“孔雀东南飞”。义乌奇迹也离不开“凹地效应”，当时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就是这样一块凹地。
    资料显示，义乌太祖殿畈的第二代市场开张后，近2000个摊位迅速摆开，每天有超过万人前来交易，其中六成以上为外地人，申请进场者络绎不绝，甚至外地有整个市场都投奔到义乌的案例。在温州乐清，曾有过一个规模不小的服装市场，但随着义乌第二代小商品市场的兴起，经商农民纷纷迁巢义乌。道理很简单，无论人气、名气、信息还是交通，当地与义乌小商品市场都不可相提并论。后来有位温州干部做过一个统计，发现上世纪80年代初在温州从事小商品经营的个体户，后来有一半以上的人去了义乌。
    “凹地效应”的形成，使市场的发展完全超出了人们的预计。刚开业不久的第二代市场马上就显得太小了。1985年初，工商部门不得不动用预备用地架起300个临时摊来缓解摊位供求矛盾，接着又在部分地块两排棚架间加摊。1985年底，二代市场摊位总数达到了2847个，税收分别为前3年的8.1倍、3.4倍、2.0倍……市场再度扩建已势在必行。1986年，义乌市场的成交额突破1亿元，辐射范围从周边县市延伸到省内外。
    第三代义乌市场于1985年12月动工建造，占地44000平方米、设摊4096个、总投资440万元，可容纳3万人在场内交易。之后第三代市场经过两次扩建，到1990年底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小商品专业批发市场。1991年，义乌市场的成交额突破10亿元。小商品市场的地位和作用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很多义乌人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其中。
    到1994年，第四代义乌市场已经发展成建筑面积达22.8万平方米，摊位数23000个的巨无霸。
    政府引导成就义乌市场
    目前义乌小商品市场由义乌国际商贸城、篁园市场、宾王市场三个市场簇群组成，市场经营面积150万平方米，几乎囊括了所有日用工业品。
    2005年，义乌市场被联合国、世界银行、摩根士丹利银行评为“全球最大的日用商品批发市场”，义乌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 “世界超市”。2006年10月，由国家商务部主持编制的“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开始定期向全球发布，成为全球日用消费品生产贸易价格变动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义乌市场的起家和发展，一直是经济学界观察分析的重点。如果说义乌市场的发展纯粹是 “无心插柳”的时代机遇的话，后期的发展就离不开政府的引导。浙江省委党校管理教研部主任、研究员何显明曾经撰文指出，在小商品市场诞生之初，它所面临的法律和政策环境是滞后的。如果政府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而坐等市场经济体制各方面条件的自我完善，市场的发育将非常漫长甚至可能夭折。
    在义乌，正是政府的积极引导，给政策、给资金、给土地、给权利，才使市场在短时间内能迅速地成长起来，形成集散、交易的规模经济，营造了市场的人气。
    现在，造市场可能没有太多先机可言，但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依然存在。在东部各种市场基本饱和的情况下，正在开发中的西部就成了下一个金矿。作为西部最重要城市的成都，其政府在6月下发了 《成都市建设区域性国际贸易中心城市行动方案（2013-2017年）》，有着义乌这样市场发展的样本，再加上政府提前介入的政策扶持，或许下一个国际性大市场就将出现在天府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