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金融国际化

　　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28.78平方公里。从面积上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并不大。由于位置比较偏远，人口也不多。专家指出，试验区要想成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聚焦点，必须在投资、金融等方面有着深层次的开放，必须调动各类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积极性。

　　贸易便利化推动服务贸易大发展

　　顾名思义，贸易便利化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最基本的功能。

　　今年7月底，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贸环境复杂严峻，进出口增速均明显放缓。要通过制度创新，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增强企业竞争力。

　　在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的过程中，海关特殊监管区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已有约110个，但这些区域实行的仍是“境内关内”政策，而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区则实行“境内关外”政策，即放开一线(国境线)，管住二线(与非自由贸易区的连接线)，在区内免除海关通常监管。

　　上海保税区域协会会长卞祖耀表示，未来在试验区内，将按照“一线逐步彻底放开，二线高效管住，区内自由流动”的要求，改革现行的一线进境货物“先申报、后入区”的海关监管模式，允许企业“先入区，再申报”，最大限度地提升一线进出境便利程度和物流效率。

　　业内人士指出，除了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还可以探索功能的拓展，在新型贸易业态先行先试。近年来，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在融资租赁、期货保税交割、维修检测等方面展开了深入探索，但在服务贸易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比如文化贸易。一家拍卖公司如果在试验区内从事进口文化产品的拍卖业务，进来可以不纳税，出去再完税，拍不出去还可以不完税。但在其它地方，如果拍不成再倒回去，会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此外还有商贸服务。上海浦东新区副区长刘正义此前表示，将以上海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契机，探索打造上海首个兼具免税、保税和完税功能的展示交易综合试验店。研究开展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跨境电子外汇支付试点，适应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和进口消费品快速增长的需要。

　　投资自由化赋予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大脑”功能

　　近期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时，将“转变政府职能，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放在首位，显示改革创新才是试验区的重心所在。

　　所谓“负面清单”，实际上是定出一个投资领域的“黑名单”。在这个名单之外，“法无禁止即可为”。相比现行的投资审批体制，这种“放权”无疑将大大提高企业的投资自由度。

　　从现实情况看，对企业管制过多，大大限制了其经营活力。以上海为例，虽然吸引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超过400家，但这些总部绝大多数是行政性质的，缺少有实际价值的资金运作，这对上海建设“四个中心”是不利的。

　　一位跨国公司高层说，中国能吸引如此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市场非常大。但就营商环境而言，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一线城市，离新加坡等亚太竞争对手仍然有相当的距离。“中国的地方政府应该摆脱以优惠政策来招商引资的思维，改为提供高效透明的行政服务。现阶段过多的条条框框，不利于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发挥应有的功能。”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认为，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以政府放权为标志的改革将进一步深化。原先受到较多管制的创新类金融服务、商务服务、文化娱乐教育和医药医疗护理业等，将获得很大的发展机会。

　　要让政府的放权具备可持续性而不是一场运动，法制化是必然的要求。对此，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拟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关于授权国务院在试验区内暂停实施外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设立及变更审批等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草案。

　　一位改革专家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这一决定非常具有针对性。“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法律体系很不健全，那时候改革的自由度非常大。到了90年代，我国进入立法高潮期。但我国的立法多是当事人起草，如海关起草海关条例、商务部起草外经贸条例，很多部门利益通过立法固化下来，改革很容易触碰到法律法规限制，这也是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表象之一。”

　　“不突破现有的法律框架，试验区的制度优势不可能体现出来。”一位民营企业家说，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定，将从“顶层”强化对改革的法制保障。

　　金融国际化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服务

　　加快金融开放，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业界对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最重要的期待之一。

　　上海春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专注于为外贸企业提供报关、退税、租船等一站式服务。春宇董事长薛光春说：“如果未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那相关的外贸企业可以减少汇兑成本，可以到境外融资降低资金成本，同时大大减少通关、退税等‘程序成本’。”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无疑是一个方向，问题主要在开放的路径和节奏上。受访者普遍认为，推动中国企业的长期对外投资应该是其中的一个优先选项。

　　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潘英丽说，中国高达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及很多行业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现实，都意味着“走出去”是一个大方向。根据潘英丽的研究，未来五年是中国资本输出的最佳时机。因为如果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美元会有一段升值期，中国可以在美元比较值钱的时候把一部分外汇储备花出去。

　　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首先要放松资本输出的障碍。长期以来，我国外汇管理制度鼓励资本流入，限制资本输出。因此，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首先要清除资本输出方面的限制，为对外投资提供更大的便利。

　　在服务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起到“桥头堡”的作用“我们可以鼓励企业把海外并购主体落户试验区，同时在试验区内聚集一批为海外投资服务的金融机构、咨询公司等，方便企业获得并购贷款和相关风险评估。”一位民营企业家表示。

　　有分析指出，在试验区内推动金融开放，必然会遇到一些不可预知的风险。这要求我国提高相应的市场监管能力，以及建立必要的风险干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