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发展与G20的未来
主持人:
张燕玲(中国)
中国银行前副行长、国际商会执行董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高级研究员
发言者:
卡洛斯·马格里诺斯(阿根廷)
全球中小企业联盟主席、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前总干事
克里斯坦·德瑞格尔(德国)
德国柏林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学研究部主任
马丁·李斯(英国)
罗马俱乐部前秘书长
韩美妮(美国)
美国进步中心高级公共政策分析师
莉莉安娜·阿尔瓦拉多·贝娜(墨西哥)墨西哥ETHOS FOUNDATION研究所社会和经济发展部主任
车斗铉(韩国)
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执行副主席
萨科·斯雅克·马克马德(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大学经济学院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
塔希尔·哈姆迪·卡纳安(卡塔尔)
阿拉伯研究和政策研究中心董事会成员
梅丽莎·康利·泰勒(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AIIA)执行理事
张宇燕(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卡洛斯·马格里诺斯:
中国应积极参与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际社会贡献者,并且有望在未来成为一个负责任的领导者。
中国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度过危机的能力。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尤其是在G20的长期、短期的磋商进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它与阿盟等一些组织的合作也是非常有益的。
一个国家是否在国际舞台上取得领导性的地位,还表现在它是否积极地参与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建设。中国是一个领先的经济体,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可以提供非常独特的机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平衡不同国家的利益。发挥这种作用,对中国和世界来说是双赢。
中国加入WTO的时候,我还在联合国工作。当时情况有些不明朗,是否应该让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加入WTO,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后来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策,它既让中国获益良多,也给全球贸易带来了深刻的变革。
关于未来的世界格局,有很多分析的视角,在我看来多极化是一个好的趋势,当然也有人提出中美会形成两极化。无论如何,在未来十年世界格局会呈现出某种新模式。而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其发挥主导性作用的潜力很大。全世界都应该重视这种可能性,以评估和中国的关系。
我们在联合国经常会谈到中国的角色以及中国和平崛起的问题。中国的和平崛起要求其领导层应对很多挑战和压力,坚定立场,不谋求暴利或霸权。中国也经常会成为所谓美国再平衡战略的焦点。
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更有能力的多极化体系,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包括中国和平崛起所需要的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因此,更积极地参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克里斯坦·德瑞格尔: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挑战
中国目前是第二大经济体,也很好地参与到了全球经济进程中,特别是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做出了很大贡献。
但是,在金融危机期间,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一些问题暴露出来。首先是财政刺激政策使信贷、价格等各个方面出现了一些失衡。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债务也有所增加,对经济稳定构成一定压力。但最大的问题可能是,为了应对危机,经济改革的步伐一度有所减缓,使得民营企业缺乏活力变成了目前的一个突出问题。
中国需要以更可持续的方式来发展经济,而这将对一些现有做法构成挑战。扩大消费是最大的挑战之一。目前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约为35%,相对较低,而储蓄率则依然很高,高储蓄率和低消费率的主要原因还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此外,尚未充分市场化的利率则会对资本配置造成扭曲,从而对产业结构造成扭曲。
因此,中国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应该着重于两方面,那就是完善社保体系和金融市场化。这是开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的钥匙。
马丁·李斯:
全球挑战、G20与中国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得到升级的G20有没有足够的领导力,带领世界应对诸多全球挑战?
人口趋势是影响人类社会的最基本趋势,我们目前遇到的许多挑战都植根于人口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
当我们的能源需求成倍增加,我们如何能在满足人类社会运作的同时保护我们脆弱的资源?当全球经济在低谷徘徊,我们如何能安抚例如北非等人口高增长地区的失业青年?如果不能解决好上述基本矛盾,可持续性发展是不可能的。
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构成系统性的风险,不能说我们完全了解这些风险。因此,在社会、经济等方面有没有战略性规划,在面临危机时有没有对策,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G20需要思考的问题。
希望G20领导人能够更好地理解自然与社会的这些基本矛盾,并且在科学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决策能力。
在这方面,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20世纪70年代,我就有幸参与了为中国改革提供意见的一些工作。若干个五年计划的重点表明,中国一直在思考一个新的方向,以推动经济的增长减少不公平,并且保护区域经济活力,甚至把环境问题也纳入了政策视野,并且日益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我们需要经济增长,但我们也需要人类全面、可持续的发展。这两方面可能有所冲突。G20必须要把这两个方面——人和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以开创一个更繁荣、和平的世界。
韩美妮:
中国能为清洁能源做些什么
如果没有好的能源政策,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就像IT经济一样,“绿色经济”将给全球经济带来新机会。它会带来新的就业、新的收入增长,经济自身也会变得更有效率,并且较少受到能源冲击的影响。绿色经济会让我们的经济更有弹性,变得不那么脆弱。
我认为没有任何经济体像中国这样了解绿色经济的重要。因为中国人多,而一个人口大国是很难管理的,而中国目前90%还依赖于化石能源。所以,中国一定要发展可持续的再生能源、新能源。
中国在绿色经济的发展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减少石油补贴的全球议题,许多国家嘴上说得好,但真要做的时候就推三阻四。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做一个榜样。
由于中国政府控制电价,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成本很大程度上就要靠政府补贴来弥补,这既是很大的财务压力,也会不利于经济平衡。所以,我希望中国国务院能够出台相关的改革,减少化石能源补贴,成为G20的绿色经济领头羊。
我的第二个期待是希望中国在解决清洁能源贸易争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是清洁能源产品重要的出口国,同时也是其重要的潜在市场,是全球清洁能源贸易中举足轻重的角色。目前,中美之间、中欧之间在清洁能源贸易领域存在不少争端,其中一部分争议来自于中国政府对部分中国清洁能源企业所做的补贴。
对清洁能源的补贴,应该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规模、范围和金额内才是恰当的?这个问题是国际贸易领域的前沿课题,涉及到对整个清洁发展模式的理解。如果中国能够积极地在G20里带头,推进对清洁发展和相关贸易机制的研究和讨论,将有利于解决这个领域的贸易争端,进而有利于全球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
莉莉安娜·阿尔瓦拉多·贝娜:
中国是新兴国家的榜样
墨西哥有志于向中国学习。
近年来,墨西哥致力于实现更有竞争性的经济增长,争取让经济摆脱长期较慢发展的步调,能够获得长期可持续的快速发展。
过去十年,墨西哥成功地解决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提高我们企业环境的竞争力、增强法制、提高公共安全性等等。但很多问题仍在持续,比如贩毒问题、基础设施不足、财政收支压力、国民教育不足、电信行业低效等等。
今年6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了墨西哥,会见了我国总统,表示两国要加强合作,尤其是贸易合作。同时,提到我们要开展有活力的对话,建立互信,表达了双方的兴趣,开展一些优先领域的合作,建立一些积极的措施。另外,谈到了我们可以从中国身上学到哪些方面。
大多数专家都同意,中国有非常好的潜力,有低成本的劳动力、基础设施和其他方面的一些优势,还有直接投资和进出口方面积累的一些经验,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总的来说,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国家结构方面发展得非常好。中国是最大的贸易国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有这些因素都使我们认为,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在国际事务中,世界越来越多地听到中国的声音。IMF、世界银行有了来自中国的高级决策者。中国在多哈回合的进展和其他一些国际协议的达成中发挥了作用。中国与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展的自贸区谈判都非常可行。这些举措都让我们看到,中国的开放、中国的经验,也给其他新兴经济体带来了希望——我们也能在国际市场和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
车斗铉:
G20能强化
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我们要看到G20的未来。它不仅需要应对经济问题,还要应对其他问题。在我看来这样一个发展和演变是必然的。正如此前许多演讲者提到,各国的任务旨在实现全球的平衡,并且带来更大一轮的变革,所有的成员国都要推动经济变革和改革。我们要关注这种政策的协调,并且积累政策的自信。世界上的许多问题都需要国际协作,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努力,以及跨国和非传统的协调,比如税收、打击国际犯罪和应对环境恶化等。20世纪以来,世界都不断面临这些问题,这些非传统问题也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同时,也与我们的经济繁荣紧密相关。比如,国际刑事法庭致力于开展打击非法移民,因为这一群体会冲击一个国家内部的劳工市场,所以,需要对移民有严格的登记制度,防止这一体系产生漏洞。联合国也要加强这方面的治理,比如,通过G20采取一些严格措施,或者与其他组织形成互补,来加强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
目前,城市化趋势非常明显,移民现象非常严重,还有老龄化、网络安全等问题。在我看来,亚洲云集规模庞大的发展中国家,都应参与到G20关于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法制合作中。
一直以来,中国在打击非法移民、贩卖人口及贩毒等方面作用显著。如果我们能够加强法制与跨国司法的协作,我们就可以实现更加安全的环境。中国是一个规模巨大的经济体,同时也是一个新兴国家,所以,如果中国的法制能够像一座桥梁,连接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些问题可以更好地进行谈判。比如环境污染,很多发达国家建议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更严格的监管,但另一方面,一些欠发达国家会强调其自身的发展权,因为这一群体还在经历工业化进程。如果中国既考虑到发达国家,又考虑到用法律来架设起这样一个桥梁,我们就能够更容易地协作。
萨科·斯雅克·马克马德:
G20呼唤更大的代表性
与有效性
G20反映了世界的变革和变迁。美国、日本、加拿大这些传统国家组建起来的集团组织,从地理上来说代表了不同的地理区域。但经济实力不可同日而语,G20这样一个新型组织在当前国际社会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也是其中一员。中国的经济发展迅猛,在过去一二十年平均速度超过8%。中国仍然在领跑新兴经济体,与中国建立关系越来越重要。我也赞同中国在引领G20的观点。
尽管G20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表现很好,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它的合法性和有效性。G20需要有更大的代表性并提供更加平衡发展的预期。
国际治理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话题,但有时候对改革的承诺能否有效落实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同时,频繁出现的商业丑闻、价格垄断现象的主要根源就是缺乏良好的治理,这在发展中国家出现得比较普遍。谁来为此负责呢?这个问题仍然有待于回答。
另一个质疑G20的观点是G20主要是关注金融危机的解决,而对社会方面缺乏了解。确实如此,我们需要在宏大的背景中寻找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在一些新兴经济体中,会出现包括贫富差距在内的不公平现象。中国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10年G20墨西哥会议上曾表示,考虑到新兴经济体不同的处境,G20应该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多样化。
另一方面是G20如何落实承诺、实现合作和协调的问题。此外,还有如何统筹关于非经济领域的问题,比如各国的外贸问题是由WTO来解决、粮食问题是由联合国粮农组织来解决的,教育问题则归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G20该如何协调处理这些问题呢?这是一个亟待考虑的现状。
塔希尔·哈姆迪·卡纳安:
G20能使发展中国家的
呼声得到倾听
我所关注的是中国的利益及中国在未来全球金融机制改革方面要发挥的作用。
所谓金融的不均衡主要是中国过多依赖于美国市场,有三个对策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第一,扩大国内内需。其次,与G20等在其他方面进行合作,改进国际金融体系,能够使发展中国家的呼声得到支持。第三,就是鼓励中国能够与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合作。
关于全球的不均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已经说过,我们的现状是穷国没有获得足够的贷款,反而发达国家得到贷款,但没有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贷款促进了美国的消费,但这笔贷款其实能够惠及更多所需要的国家。从全球国际社会而言,我们可以有更多储备资金,让这笔资金在需要的时候转换成对应的货币,但是我们还可以采取更多的措施。
在2000年,东盟已经签署了一个关于地区经济合作的协定,来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在这一协定中,所有国家都会支持对方的货币,进行经济的复苏和增长。2010年,这个协议发展成了一个多边协议,在日本、韩国、中国之外有了扩展。
梅丽莎·康利·泰勒:
中国可通过
参与全球治理
当我们出现多边关系的危机时,我们需要G20这样的组织,但现在的问题是G20很难获得一些协议和共识。G20应是大家愿意共同努力采取行动获得共同的目标,但这是否具有合法性或者需要合法性呢?我觉得G20的作用是提供公共的物品,所以不需要合法性。
中国应该支持G20,因为G20能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G20包括很多重要的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所以它的包容性很强。中国要支持G20,说明它要对此有所贡献和施展影响力。我们需要在新兴经济体方面能够解决问题,而且我们也需要协调。国际社会应该包括更多的议程,比如气候变化、投资、金融、税收方面的问题等。我们虽然有很多议程,但我们也要超过经济本身来探讨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应怎样对G20赋予支持?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一方面我们可以协调这些既定政策,推动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所有的国际组织应避免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通过结果来证明它的合法性。
最后,中国支持G20是符合中国利益的,由此可以让中国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比如,中国可以参与到现有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还可以致力于改善这一体系。所以,中国积极地参与能够帮助全球治理,会使全球治理结构更加有效。
澳大利亚对于G20也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G20能够成功,如果G20失败的话,它就还会将负面效应转移到其他机构。G20由来已久,中国在G20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也能对各国未来的发展起到助推作用。
张宇燕:
中国步入危机刺激政策消化期
最近,关于中国经济有很多议论,有一种是中国经济“崩溃论”,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减速;中国由于过度投资,产能大量过剩,投资回报率迅速下降;中国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房地产泡沫也在不断积累;金融系统本身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地方债务问题、影子银行问题。另外,还有收入差距不断加大、商业腐败,以及海外需求不断减少、中国的消费结构不太合理、过度依赖出口、内需增长缓慢等。
我认为中国经济可能出现崩溃的原因有以上几种。这些问题在中国或多或少存在着,但这些问题有些可能被扩大了,有些可能是认识上不同的看法,还有多数都是可控的。
比如,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大概维持在7.5%、7.6%的水平。比起过去二三十年,这个增速的确放慢了,但放慢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还有房地产泡沫的问题,中国的房价也确实很高。但最近《福布斯》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讲到,如果要换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房地产,就会发现另一类问题,比如,在过去8年间,中国房地产价格上涨速度和中国GDP上涨速度大致是一样的,在日本和美国出现房地产泡沫的时候,房地产价格的上涨速度是GDP上涨速度的好几倍。因此,从不同的角度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
另一个是过度投资的问题。这一问题与4年前中国实行经济刺激政策、财政货币政策有关。现在中国进入了一个应对危机刺激政策的消化期,所以,这个问题已经是解决以往积累下来的问题,不再有新的刺激政策出现,所以,这个问题会慢慢消解。
关于金融风险的问题以地方债务和影子银行为主。有一种估计认为影子银行已经积累了约30万亿元人民币,地方债务也有十几万亿,这些问题确实值得中国关注。
但根据中国以往的经验,凡是发现和被确认的问题往往不会出大问题。未来中国长期发展,根据社科院做出的预测,未来十年中国的潜在发展速度是7%~7.5%,这一潜在增长率的计算综合考虑了中国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国内国际市场的状况所得出的综合结论。我也认同这个预测。
此外,当我们评判中国经济时,一个特别关键的数据是失业率。失业和就业问题是中国政策制定者最关心的问题。中国劳动力供给增速正在迅速下降,去年中国劳动力净减少345万人,根据我们的估计,2010~2020年间,中国劳动力供给将净减少3000万人,这也和劳动力工资成本上升紧密联系。所以,中国经济未来发展7.5%的增速根源有两个。
一是技术进步;二是各种各样生产要素的流动,这种流动不仅局限于国内,还包括国际性流动。为保证中国长期增长,要做到结构性改革,放松国内管制等问题。
此外,还需要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G20对中国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G20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处理解决全球治理问题的平台,同时,它是维持全球开放贸易体系的平台。
张燕玲(中国)
中国银行前副行长、国际商会执行董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高级研究员
发言者:
卡洛斯·马格里诺斯(阿根廷)
全球中小企业联盟主席、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前总干事
克里斯坦·德瑞格尔(德国)
德国柏林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学研究部主任
马丁·李斯(英国)
罗马俱乐部前秘书长
韩美妮(美国)
美国进步中心高级公共政策分析师
莉莉安娜·阿尔瓦拉多·贝娜(墨西哥)墨西哥ETHOS FOUNDATION研究所社会和经济发展部主任
车斗铉(韩国)
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执行副主席
萨科·斯雅克·马克马德(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大学经济学院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
塔希尔·哈姆迪·卡纳安(卡塔尔)
阿拉伯研究和政策研究中心董事会成员
梅丽莎·康利·泰勒(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AIIA)执行理事
张宇燕(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卡洛斯·马格里诺斯:
中国应积极参与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际社会贡献者,并且有望在未来成为一个负责任的领导者。
中国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度过危机的能力。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尤其是在G20的长期、短期的磋商进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它与阿盟等一些组织的合作也是非常有益的。
一个国家是否在国际舞台上取得领导性的地位,还表现在它是否积极地参与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建设。中国是一个领先的经济体,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可以提供非常独特的机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平衡不同国家的利益。发挥这种作用,对中国和世界来说是双赢。
中国加入WTO的时候,我还在联合国工作。当时情况有些不明朗,是否应该让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加入WTO,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后来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策,它既让中国获益良多,也给全球贸易带来了深刻的变革。
关于未来的世界格局,有很多分析的视角,在我看来多极化是一个好的趋势,当然也有人提出中美会形成两极化。无论如何,在未来十年世界格局会呈现出某种新模式。而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其发挥主导性作用的潜力很大。全世界都应该重视这种可能性,以评估和中国的关系。
我们在联合国经常会谈到中国的角色以及中国和平崛起的问题。中国的和平崛起要求其领导层应对很多挑战和压力,坚定立场,不谋求暴利或霸权。中国也经常会成为所谓美国再平衡战略的焦点。
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更有能力的多极化体系,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包括中国和平崛起所需要的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因此,更积极地参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克里斯坦·德瑞格尔: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挑战
中国目前是第二大经济体,也很好地参与到了全球经济进程中,特别是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做出了很大贡献。
但是,在金融危机期间,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一些问题暴露出来。首先是财政刺激政策使信贷、价格等各个方面出现了一些失衡。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债务也有所增加,对经济稳定构成一定压力。但最大的问题可能是,为了应对危机,经济改革的步伐一度有所减缓,使得民营企业缺乏活力变成了目前的一个突出问题。
中国需要以更可持续的方式来发展经济,而这将对一些现有做法构成挑战。扩大消费是最大的挑战之一。目前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约为35%,相对较低,而储蓄率则依然很高,高储蓄率和低消费率的主要原因还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此外,尚未充分市场化的利率则会对资本配置造成扭曲,从而对产业结构造成扭曲。
因此,中国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应该着重于两方面,那就是完善社保体系和金融市场化。这是开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的钥匙。
马丁·李斯:
全球挑战、G20与中国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得到升级的G20有没有足够的领导力,带领世界应对诸多全球挑战?
人口趋势是影响人类社会的最基本趋势,我们目前遇到的许多挑战都植根于人口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
当我们的能源需求成倍增加,我们如何能在满足人类社会运作的同时保护我们脆弱的资源?当全球经济在低谷徘徊,我们如何能安抚例如北非等人口高增长地区的失业青年?如果不能解决好上述基本矛盾,可持续性发展是不可能的。
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构成系统性的风险,不能说我们完全了解这些风险。因此,在社会、经济等方面有没有战略性规划,在面临危机时有没有对策,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G20需要思考的问题。
希望G20领导人能够更好地理解自然与社会的这些基本矛盾,并且在科学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决策能力。
在这方面,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20世纪70年代,我就有幸参与了为中国改革提供意见的一些工作。若干个五年计划的重点表明,中国一直在思考一个新的方向,以推动经济的增长减少不公平,并且保护区域经济活力,甚至把环境问题也纳入了政策视野,并且日益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我们需要经济增长,但我们也需要人类全面、可持续的发展。这两方面可能有所冲突。G20必须要把这两个方面——人和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以开创一个更繁荣、和平的世界。
韩美妮:
中国能为清洁能源做些什么
如果没有好的能源政策,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就像IT经济一样,“绿色经济”将给全球经济带来新机会。它会带来新的就业、新的收入增长,经济自身也会变得更有效率,并且较少受到能源冲击的影响。绿色经济会让我们的经济更有弹性,变得不那么脆弱。
我认为没有任何经济体像中国这样了解绿色经济的重要。因为中国人多,而一个人口大国是很难管理的,而中国目前90%还依赖于化石能源。所以,中国一定要发展可持续的再生能源、新能源。
中国在绿色经济的发展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减少石油补贴的全球议题,许多国家嘴上说得好,但真要做的时候就推三阻四。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做一个榜样。
由于中国政府控制电价,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成本很大程度上就要靠政府补贴来弥补,这既是很大的财务压力,也会不利于经济平衡。所以,我希望中国国务院能够出台相关的改革,减少化石能源补贴,成为G20的绿色经济领头羊。
我的第二个期待是希望中国在解决清洁能源贸易争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是清洁能源产品重要的出口国,同时也是其重要的潜在市场,是全球清洁能源贸易中举足轻重的角色。目前,中美之间、中欧之间在清洁能源贸易领域存在不少争端,其中一部分争议来自于中国政府对部分中国清洁能源企业所做的补贴。
对清洁能源的补贴,应该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规模、范围和金额内才是恰当的?这个问题是国际贸易领域的前沿课题,涉及到对整个清洁发展模式的理解。如果中国能够积极地在G20里带头,推进对清洁发展和相关贸易机制的研究和讨论,将有利于解决这个领域的贸易争端,进而有利于全球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
莉莉安娜·阿尔瓦拉多·贝娜:
中国是新兴国家的榜样
墨西哥有志于向中国学习。
近年来,墨西哥致力于实现更有竞争性的经济增长,争取让经济摆脱长期较慢发展的步调,能够获得长期可持续的快速发展。
过去十年,墨西哥成功地解决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提高我们企业环境的竞争力、增强法制、提高公共安全性等等。但很多问题仍在持续,比如贩毒问题、基础设施不足、财政收支压力、国民教育不足、电信行业低效等等。
今年6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了墨西哥,会见了我国总统,表示两国要加强合作,尤其是贸易合作。同时,提到我们要开展有活力的对话,建立互信,表达了双方的兴趣,开展一些优先领域的合作,建立一些积极的措施。另外,谈到了我们可以从中国身上学到哪些方面。
大多数专家都同意,中国有非常好的潜力,有低成本的劳动力、基础设施和其他方面的一些优势,还有直接投资和进出口方面积累的一些经验,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总的来说,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国家结构方面发展得非常好。中国是最大的贸易国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有这些因素都使我们认为,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在国际事务中,世界越来越多地听到中国的声音。IMF、世界银行有了来自中国的高级决策者。中国在多哈回合的进展和其他一些国际协议的达成中发挥了作用。中国与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展的自贸区谈判都非常可行。这些举措都让我们看到,中国的开放、中国的经验,也给其他新兴经济体带来了希望——我们也能在国际市场和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
车斗铉:
G20能强化
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我们要看到G20的未来。它不仅需要应对经济问题,还要应对其他问题。在我看来这样一个发展和演变是必然的。正如此前许多演讲者提到,各国的任务旨在实现全球的平衡,并且带来更大一轮的变革,所有的成员国都要推动经济变革和改革。我们要关注这种政策的协调,并且积累政策的自信。世界上的许多问题都需要国际协作,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努力,以及跨国和非传统的协调,比如税收、打击国际犯罪和应对环境恶化等。20世纪以来,世界都不断面临这些问题,这些非传统问题也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同时,也与我们的经济繁荣紧密相关。比如,国际刑事法庭致力于开展打击非法移民,因为这一群体会冲击一个国家内部的劳工市场,所以,需要对移民有严格的登记制度,防止这一体系产生漏洞。联合国也要加强这方面的治理,比如,通过G20采取一些严格措施,或者与其他组织形成互补,来加强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
目前,城市化趋势非常明显,移民现象非常严重,还有老龄化、网络安全等问题。在我看来,亚洲云集规模庞大的发展中国家,都应参与到G20关于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法制合作中。
一直以来,中国在打击非法移民、贩卖人口及贩毒等方面作用显著。如果我们能够加强法制与跨国司法的协作,我们就可以实现更加安全的环境。中国是一个规模巨大的经济体,同时也是一个新兴国家,所以,如果中国的法制能够像一座桥梁,连接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些问题可以更好地进行谈判。比如环境污染,很多发达国家建议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更严格的监管,但另一方面,一些欠发达国家会强调其自身的发展权,因为这一群体还在经历工业化进程。如果中国既考虑到发达国家,又考虑到用法律来架设起这样一个桥梁,我们就能够更容易地协作。
萨科·斯雅克·马克马德:
G20呼唤更大的代表性
与有效性
G20反映了世界的变革和变迁。美国、日本、加拿大这些传统国家组建起来的集团组织,从地理上来说代表了不同的地理区域。但经济实力不可同日而语,G20这样一个新型组织在当前国际社会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也是其中一员。中国的经济发展迅猛,在过去一二十年平均速度超过8%。中国仍然在领跑新兴经济体,与中国建立关系越来越重要。我也赞同中国在引领G20的观点。
尽管G20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表现很好,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它的合法性和有效性。G20需要有更大的代表性并提供更加平衡发展的预期。
国际治理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话题,但有时候对改革的承诺能否有效落实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同时,频繁出现的商业丑闻、价格垄断现象的主要根源就是缺乏良好的治理,这在发展中国家出现得比较普遍。谁来为此负责呢?这个问题仍然有待于回答。
另一个质疑G20的观点是G20主要是关注金融危机的解决,而对社会方面缺乏了解。确实如此,我们需要在宏大的背景中寻找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在一些新兴经济体中,会出现包括贫富差距在内的不公平现象。中国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10年G20墨西哥会议上曾表示,考虑到新兴经济体不同的处境,G20应该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多样化。
另一方面是G20如何落实承诺、实现合作和协调的问题。此外,还有如何统筹关于非经济领域的问题,比如各国的外贸问题是由WTO来解决、粮食问题是由联合国粮农组织来解决的,教育问题则归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G20该如何协调处理这些问题呢?这是一个亟待考虑的现状。
塔希尔·哈姆迪·卡纳安:
G20能使发展中国家的
呼声得到倾听
我所关注的是中国的利益及中国在未来全球金融机制改革方面要发挥的作用。
所谓金融的不均衡主要是中国过多依赖于美国市场,有三个对策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第一,扩大国内内需。其次,与G20等在其他方面进行合作,改进国际金融体系,能够使发展中国家的呼声得到支持。第三,就是鼓励中国能够与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合作。
关于全球的不均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已经说过,我们的现状是穷国没有获得足够的贷款,反而发达国家得到贷款,但没有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贷款促进了美国的消费,但这笔贷款其实能够惠及更多所需要的国家。从全球国际社会而言,我们可以有更多储备资金,让这笔资金在需要的时候转换成对应的货币,但是我们还可以采取更多的措施。
在2000年,东盟已经签署了一个关于地区经济合作的协定,来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在这一协定中,所有国家都会支持对方的货币,进行经济的复苏和增长。2010年,这个协议发展成了一个多边协议,在日本、韩国、中国之外有了扩展。
梅丽莎·康利·泰勒:
中国可通过
参与全球治理
当我们出现多边关系的危机时,我们需要G20这样的组织,但现在的问题是G20很难获得一些协议和共识。G20应是大家愿意共同努力采取行动获得共同的目标,但这是否具有合法性或者需要合法性呢?我觉得G20的作用是提供公共的物品,所以不需要合法性。
中国应该支持G20,因为G20能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G20包括很多重要的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所以它的包容性很强。中国要支持G20,说明它要对此有所贡献和施展影响力。我们需要在新兴经济体方面能够解决问题,而且我们也需要协调。国际社会应该包括更多的议程,比如气候变化、投资、金融、税收方面的问题等。我们虽然有很多议程,但我们也要超过经济本身来探讨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应怎样对G20赋予支持?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一方面我们可以协调这些既定政策,推动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所有的国际组织应避免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通过结果来证明它的合法性。
最后,中国支持G20是符合中国利益的,由此可以让中国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比如,中国可以参与到现有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还可以致力于改善这一体系。所以,中国积极地参与能够帮助全球治理,会使全球治理结构更加有效。
澳大利亚对于G20也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G20能够成功,如果G20失败的话,它就还会将负面效应转移到其他机构。G20由来已久,中国在G20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也能对各国未来的发展起到助推作用。
张宇燕:
中国步入危机刺激政策消化期
最近,关于中国经济有很多议论,有一种是中国经济“崩溃论”,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减速;中国由于过度投资,产能大量过剩,投资回报率迅速下降;中国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房地产泡沫也在不断积累;金融系统本身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地方债务问题、影子银行问题。另外,还有收入差距不断加大、商业腐败,以及海外需求不断减少、中国的消费结构不太合理、过度依赖出口、内需增长缓慢等。
我认为中国经济可能出现崩溃的原因有以上几种。这些问题在中国或多或少存在着,但这些问题有些可能被扩大了,有些可能是认识上不同的看法,还有多数都是可控的。
比如,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大概维持在7.5%、7.6%的水平。比起过去二三十年,这个增速的确放慢了,但放慢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还有房地产泡沫的问题,中国的房价也确实很高。但最近《福布斯》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讲到,如果要换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房地产,就会发现另一类问题,比如,在过去8年间,中国房地产价格上涨速度和中国GDP上涨速度大致是一样的,在日本和美国出现房地产泡沫的时候,房地产价格的上涨速度是GDP上涨速度的好几倍。因此,从不同的角度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
另一个是过度投资的问题。这一问题与4年前中国实行经济刺激政策、财政货币政策有关。现在中国进入了一个应对危机刺激政策的消化期,所以,这个问题已经是解决以往积累下来的问题,不再有新的刺激政策出现,所以,这个问题会慢慢消解。
关于金融风险的问题以地方债务和影子银行为主。有一种估计认为影子银行已经积累了约30万亿元人民币,地方债务也有十几万亿,这些问题确实值得中国关注。
但根据中国以往的经验,凡是发现和被确认的问题往往不会出大问题。未来中国长期发展,根据社科院做出的预测,未来十年中国的潜在发展速度是7%~7.5%,这一潜在增长率的计算综合考虑了中国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国内国际市场的状况所得出的综合结论。我也认同这个预测。
此外,当我们评判中国经济时,一个特别关键的数据是失业率。失业和就业问题是中国政策制定者最关心的问题。中国劳动力供给增速正在迅速下降,去年中国劳动力净减少345万人,根据我们的估计,2010~2020年间,中国劳动力供给将净减少3000万人,这也和劳动力工资成本上升紧密联系。所以,中国经济未来发展7.5%的增速根源有两个。
一是技术进步;二是各种各样生产要素的流动,这种流动不仅局限于国内,还包括国际性流动。为保证中国长期增长,要做到结构性改革,放松国内管制等问题。
此外,还需要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G20对中国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G20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处理解决全球治理问题的平台,同时,它是维持全球开放贸易体系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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