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汕头水灾背后的自救从李嘉诚到华强北商户

    探寻汕头水灾背后的自救：乡情、族情和商情构成了多股民间自救力量
   
    几十号人挤在一个KTV大包房里，三四个凳子一拼就躺下睡觉。这是《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上周在汕头陈店采访抗洪救灾间隙的一个晚上所见场景。
    这批年轻人的胸前都挂着一块卡片，书写着“潮汕联盟”和自己的名字。一名负责人说，8月18日上午，即暴雨开始侵袭汕头之时，陆续有一批潮汕籍的年轻人自发到汕头重灾区潮南区救灾，他们素昧平生，为了回乡赈灾临时组成了名为“潮汕联盟”的义工团队。
    活跃在救援一线的还有多个类似的民间自救组织。在这背后是未被淹没的潮汕地区同乡情愫、宗族纽带，以及商业力量。这其中既有各类商会和社会组织，亦有潮汕传统民间组织老人组，作为官方救援力量的有效补充，共同形成将洪灾损失降至最低的合力。
    从李嘉诚到华强北商户
    汕头内涝渐退，当地正在全力减灾复产。根据官方统计，截至23日，单是潮南区已有78.396万人受灾、8人死亡；共转移13万受灾民众；直接经济损失19.1亿元。
    截至24日下午，针对潮阳、潮南区洪灾，各方捐款捐物数千万元。值得关注的是，香港首富李嘉诚已向汕头捐款1000万港元。85年前，李嘉诚出生在潮州，从传统的地理意义和观念上看，这里即为潮汕的一部分（潮州、汕头、揭阳三市）。
    伸出援手的不只是这样的大老板。对于刚刚经历的这场特大洪水灾难，潮汕内衣制造商林欣良的记忆起点是那个不眠之夜。8月17日晚上，当水位开始上涨后，他立即组织同村男子一起监视水情，一夜没合眼。
    洪水泛滥之时，林欣良与其他人一起给灾民送食物，并自费购买橡皮艇进入受灾严重地区解救被困居民。
    “不救人，你赚那么多钱做什么？”林欣良对本报记者说。这位在中国内衣名城陈店经营了20多年的内衣厂业主的另一个身份是陈店文胸协会秘书长。本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林欣良本人的工厂被淹后损失严重，恢复生产可能要再等一个月。
    “救援队员”周潮生则是从深圳赶回家乡。26岁的陈店人周潮生在华强北做生意。他向本报记者回忆，17日晚他抵达汕头，一路蹚水徒步七八公里到家已是第二天。
    除了每天在各处帮忙，运送物资，曾在新浪微博工作过的周潮生还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将灾区信息传递出去。他还在自己的微博上对“鳄鱼伤人”和“政府15元卖矿泉水”等传言进行辟谣。
    各地的潮汕商会也都在组织救灾。8月19日至22日，广州潮汕商会共募集60吨物资送往灾区，深圳潮汕商会也在两天内就募集了7车价值上百万元的物资发往灾区，并建立起了救灾物资收集中心以进行后续的物资捐助。
    在陈店的一个居民区，几十名受灾民众等候在一户民居外领取食物和饮用水。“这是本地一个有钱人自己掏钱买来发给乡亲的。”一名前来领取食物的中年男子告诉本报记者。
    《汕头日报》则报道，当地工商界女企业家协会根据潮南灾区反馈来的急需用品信息，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筹集装满四卡车的救灾物资，送到了潮南一座临时救助站。
    广东一名民政系统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灾害发生时，自然越多力量参与救援越好，这其中就包括民间自发的救援力量。
    他说，民间救援自有其优势，比如熟悉当地地形、村居情况、人口构成等，这些对救援而言非常宝贵。而且，民间救援有很大的动员性，一经发动可以输出想象不到的能量。
    “整体而言，民间救援与政府救援，应该互为补充，不是谁当主角的问题，而是应在自己最为擅长的部分和环节发挥作用。”他说，民间救援的弊端可能在于民间救援的非专业性。
    老人组的力量
    除了上述个人或组织，潮汕传统民间组织老人组亦在抗洪救灾中发挥重要作用。当地一名姓林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本报记者，基层的救灾工作主要依靠老人组，“洪水来的第二天，我们村的老人组准备了200斤炒米饭给灾民吃。”
    汕头市民政局局长陈镇坤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物资配送是救援遇到的难题之一，调拨一船物资送到最远的村民手里要5个小时，经常一个地方船过不去了，救援人员只能把船抬过去，然后再走。
    他称，救援工具也很短缺，“这么大一块区域，不过十几艘冲锋舟，每次出动至少要一个小时，加上运送物资的时间，救援人员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林欣良告诉本报记者，在这次洪灾自救中，老人组担当着民间募集和分发物质的核心角色，他们在第一时间募集来自在各地做生意的同村人捐赠的物资，然后分发到受灾居民手中。
    老人组是每个村的民间组织，也称理事会，其成员多由本村有威望的退休老人组成，在村级重大事务里的作用举足轻重。
    在中国的历史中，宗族精英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和道德资源维持中国乡土的秩序。如今，在潮汕地区，带有宗族烙印的老人组依旧发挥着影响力。
    事实上，老人组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救灾中，亦渗透在日常生活里。
    一名汕头居民告诉本报记者，其所在村的老人组接受村里在外做生意发财者的捐款，主要用于慈善活动或村里的建设，比如修建祠堂、铺水泥路，基础设施建设也大多由老人组主持。
    经济模式反哺
    在一些人士看来，潮汕人所表现出的乡情以及团结互助精神源自它的经济模式，而这种经济模式又反哺了前者。
    在潮汕，工业强镇、强村比比皆是。例如，谷饶镇、两英镇、峡山镇和陈店镇是中国四大针织内衣名城，汕头内衣产业集群则是我国最大的针织内衣、家居服和内衣面辅料、内衣配件原产地之一。
    当地还拥有众多工业强村，比如潮南峡山村、陈店草尾村、谷饶上堡村、占陇占陈村、生态村洪阳岐岗村、燎原泥沟村、井都诗家村等。村里包括教育、医疗、养老在内的民生项目建设均来自民间资金。
    潮汕人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有一句俗话“饿死不打工”是专门形容潮汕人的。他们喜欢自己做老板，觉得这样更自由。“替人打工，去哪里什么时间都要被管着，那有什么意思呢？”林欣良说。
    他称，潮汕人哪怕身上只要有几十元，也要努力自己做老板。尽管“退潮”的陈店一片狼藉，依然可以依稀感受到这里经济的活跃。在穿越整个陈店镇的324国道两旁，电子厂、内衣店、花边店一间挨着一间，在这个面积不到30平方公里的小镇，居然有着大大小小2000家内衣工厂，还有若干个材料市场、服装市场。
    一名当地人士告诉本报，当地做生意都是一个带一个，而除了留在本地的，还有更多的人外出闯世界。比如华强北的商户，有相当比例来自周潮生的家乡。
    潮汕人特有的相互认同的人际关系有时用三个字即可表达——“胶己人”（潮汕话自己人的意思），这种“胶己人”的认同感在做生意和灾难来临的时候表现得更为突出。
    一名在广州工作的潮汕人告诉本报记者，在早期没有完善法律支持的背景下，他们这一批首先下海的同乡靠的就是情谊契约，实现了创业初期彼此无条件借贷、资金筹集和分工合作，实现生意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