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的历史性抉择

　　陈季冰
　　当已过耳顺之年的女企业家王瑛用一种相当不寻常的方式公开挑战柳传志的谆谆教诲时,与其说她是在表达对这位“中国企业家教父”的不满和批评,不如说是对整个社会发出追问:在一个正在经历重大转型的时代和社会里,企业家应当与政治保持什么样的关系?
　　若放到更宽泛的视野中去审视,这个问题适用于每一个专业人群——在我看来,在那些为人处世讲求原则的法律、教育、传媒、理论和文艺工作者心头,这个问题的份量很可能比在企业家那里更为沉重。
　　一向低调的王瑛女士这次出人意料的高调举动几乎立刻将自己置于舆论聚光灯的焦点,并掀起了一场全社会的热议和争论。这充分证明,她提出的是一个切中时代要害的真问题。许多人正在焦虑地寻求着答案。
　　企业家如何赢得尊严
　　“正和岛”是一家名声日隆的民办企业家社交网络,目前已拥有2000多位用户,其中包括柳传志、马云这样的“大佬”。据说,柳传志不久前在某个私人场合说:“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几天后,正和岛公司总裁黄丽陆贴在社区内的一篇博文中引述了这番话,并附加上了他自己的对此的谨慎诠释和引申。
　　王瑛恰是“正和岛”上一位素喜“谈论政治”的活跃岛民,第一时间便发出了一条“退岛”帖:“我不属于不谈政治的企业家,也不相信中国企业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我的态度在社会上是公开的。为了不牵连正和岛,我正式宣布退出正和岛。”
　　“退岛”风波很快演变为一场“企业家该不该谈政治”的争论,十分凑巧的是,中国企业家中的新生代“教父”马云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对改革年代中国最大的政治事件所发表了令人惊愕的言论。而随着王石、王功权、冯仑等“明星级”企业家相继公开表态,这场围绕着一个看起来有些“老生常谈”的旧话题的讨论在企业家圈子之外也传得沸沸扬扬。
　　我们首先应当澄清一点:即所谓“企业家该不该谈政治”不仅是一个老命题,而且也是一个伪命题,在中国尤其如此。作为我们高度依赖且无法逃遁的公共生活,只要我们生活在社会里,政治就不会因为我们不谈论它而不影响我们。
　　举例而言,一年一度,那些光荣跻身“两会代表”的成功企业家们在央视镜头面前谈论党和政府的政策并出谋划策时,他们算不算在“谈论政治”?柳传志本人也曾担任过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如果他不在那些“全国代表大会”上提案议案、参政议政,又如何对得起那些投票给他并对他寄予厚望的党员和群众选民?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企业家中另一位显眼的“异议分子”王功权的一条微博既充满黑色幽默,又显得正气凛然——“我理解的所谓企业家‘在商言商’应该包括:1,不加入执政党政治组织;2,不与特权合谋;3,不作为人大代表履行参政议政职责;4,不勾结、贿赂政府公共权力;5,不为规避政治压力而让企业做出业务牺牲。”其实,除了第一条和第三条,其余三条是一切时代和社会中守法企业家都必须坚守的底线。
　　显然,柳传志的所谓“不谈政治”,真正的意思应该是:企业家不应该批评和挑战现行政治。在中国当下的具体语境下,这一点不难理解。人们还注意到,柳传志之前曾多次在媒体上公开坦陈过类似的意思:他没有成为“改革中坚力量”的雄心壮志,因为他不愿意成为改革过程中的“牺牲品”,他只想把企业做好。“大的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
　　这些天来我所接触到的媒体评论中,绝大多数站在王瑛女士的立场上。他们搬出几千年来中国商业和中国商人不堪回首的悲伤历史,他们试图证明,以明哲保身的犬儒主义态度逃避政治,不是企业和企业家正确的自我保护之策;而通过暗地里与政治权力进行肮脏交易来获取利益,更不是企业和企业家的发展之道。相反,只有摆脱这种散发着腐臭味的“路径依赖”,建立起一套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中国商人才会赢得真正的安全与尊严,中国商业才有可能迎接光明前景。
　　不谈政治不代表犬儒主义
　　其实,可以肯定地说,柳传志既不是一个愿意“跪着活”的企业家,也不是一个愚蠢和短视到相信“跪着”就能“活”的企业家。
　　那么,当柳传志要求企业家“不谈政治”时,他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以柳传志的社会地位和处世风格,我们大概永远也不会有机会听到他对这一事件的进一步解释。但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层次上诠释他对企业家之社会功能的定位,而且他的意见显然代表了当下中国大多数企业家的观点。
　　在比较高的层次上,我认为大多数批评柳传志的评论者们都没有全面理解柳传志那番话背后的真正含义。柳传志的确认为,企业家应该做好本分,而不是去抛头露面搞政治,甚至成为政治活动家。但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企业家做好了自己的本分,其实就是在改进政治。比如,作为一个企业家,如果你雇佣了更多员工、生产和卖出了更好的产品、拓展了市场的疆界……你实际上是在增进商业力量、强化契约纽带、培育诚信精神……商业环境的改善也同样可以促进政治的改善。
　　而且我还相信,柳传志一定认为,以企业家所具备的能力和资源,从事这些“本分”工作会比“空谈”政治更为有效地起到改进政治的作用。作为改革开放的杰出产物,柳传志从国家改革开放和他自己企业生涯的30多年里得到的经验是:经济改革和市场延伸能够潜移默化、自然而然地改变国家的政治生态。对此,他今天仍然深信不疑。更准确地说,他个人的路径依赖迫使他只能相信这个,他不相信会有比这条路径更稳妥更好的其他途径,可以让政治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改进。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在正和岛今年举办的一次演讲中就明确指出,企业家在政治上的谨言慎行并不是犬儒主义。“越是小环境,越要把自己看成是其中一个积极的组成部分,因为你怎么干对小环境都有影响。对于大环境,把重百来斤的东西都放上去,影响很小,所以要智慧地区分。”周其仁还称,自己与柳传志认识很多年,认为他不是没有是非观念的人,对当下热议问题也并非没看法。“一个没有看法的人怎么会这么有主见?但是他怎么去表达,怎么去实现这个看法,却需要谨慎的选择。”
　　而在另一个层次上,柳传志为数不多的辩护者还指出,企业家具有自己的社会功能和职业伦理,其肩负的责任不容许他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或政治活动家。否则,他就不应该从事企业,而应该干脆去吃“政治饭”。
　　的确,对一家现代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来说,股东——若是上市公司的话,还会有数以百万计的股民——投钱给你,是为了让你帮他们获取合理回报,而不是向政治团体捐款;员工应聘投奔你,是为了养家糊口和谋求职业发展,而不是参加一个政党或政治组织。如果你不能谨慎地处理好与现实政治的关系,甚至主动参与那些有可能酿成重大风险的政治活动,则会将无辜的企业及股东和员工拖进不可控的巨大危险之中。这样一来,你就违背了最基本的信托责任和契约精神。
　　因此,中国另一位明星企业家、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就坦言,企业家的职业理性提醒自己不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这是因为,当一家企业不能把精力集中在商业竞争上,而要去面对制度博弈,那么每一个动作都意味着大到难以承受的成本。而且今天的中国企业家掌握的资源是过去一百年中最多的,因此他们更要慎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因为我们管理着很多社会受托资产,你的资源不是私人资源,所以你要守好第一责任,扮好第一角色。我们的第一角色是企业法人,第一责任是看护、管理好这些受托资产。”
　　大环境与小环境
　　但即便如此,我本人仍然愿意与大多数评论者一样对王瑛女士表达最大的尊敬和支持。我在仔细阅读了南方系媒体对她的采访报道后发现,以往低调到在网上几乎连一张照片都搜索不到的王瑛绝不是一个冲动的人,相反,她对于上述一系列复杂的关系问题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在我看来,她与柳传志的根本分歧也可以用一句她没有说出来的话来概括:在中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企业家为了要做好“本分”,经常不得不“谈论政治”,甚至不得不成为政治家。柳传志也好,王瑛也好,……谁不是在吃“政治饭”?真正的区别不是“在商言商”还是“谈论政治”,而在于你愿意成为哪一种类型的政治家?但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取舍,需要巨大勇气。
　　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简要概括一下她对转型阶段企业家使命的看法。
　　王瑛认为,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推动国家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的工商业主阶层。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生代企业家不再愿意重蹈上一辈的覆辙。不管是出于对人身权、财产权和经营权的长期安全着眼,还是出于对自身精神生活完整性的更多关注,他们对社会公共空间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简言之,就是希望推动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进步。
　　在王瑛看来,当下是一个重要的窗口期。在这段时间内,有没有可能形成一种对企业家阶层的权利保护有益的上下互动的博弈机制,关系到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格局。但遗憾的是,王瑛女士显然没有从最近一段时间的时局变化中看到和预感到令她欣慰的情形——权力不仅没有受到有效制约,改革方向也前所未有地模糊起来……
　　越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企业家们越是应该积极发声,更加主动和有意识地与决策者形成互动,从而建构起一条相对稳固的底线。否则,断送的不仅是这个阶层,也是这30多年来已经开启的历史进程,使国家实现平稳转型的希望最后落空。对此,王瑛反复地追问:这真的是大家可以平心静气接受的吗?在这个时候,我们是更应该对社会公平正义负一份责任?还是仅仅关注、保住自己眼前的暂时安全?
　　王瑛还认为,对政治风向的变化,做企业、搞投资的人比一般人更敏感,接收到的信号也更系统,这就是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对于当下严峻的政治风向,无论是柳传志和马云这样的“在商言商”派,还是王石和王功权这样的“社会责任”派,大家实际上做出了大致相当的判断,但做出的选择却很不同。
　　王瑛一再想要澄清一个事实,即自己尽管对柳传志的“在商言商”论不以为然,但她并没有指责他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意思,这是他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她只是认为,作为中国企业家群体的“代言人”的角色,柳传志不应该在当下这样的时刻,以自己的影响力“在群体性的彷徨的传播和蔓延上推波助澜”。
　　追根溯源,王瑛与柳传志的根本认识区别在于:后者坚信,通过不断地改变“小环境”,积跬步以至千里,终将有效地促成“大环境”的改变;而前者则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如果不首先扭转“大环境”的恶化趋势,已有的“小环境”也是保不住的。
　　这两种对社会变迁的审视模式都有道理,重点只在于观察者对于当下形势的判断——如果你认为历史正行进于既有的轨道中,无非是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的问题,那么前一种思路不仅正确,而且也是最稳妥和代价最小的;但如果历史的航向已经或正在发生决定性的变化,那么“小环境”经营得再好也是徒劳的。
　　无论王瑛对时局的判断准确与否,她想说的无非是这样一个道理:商业的力量或许的确能够给政治和社会带来润物无声的影响,但在重大的历史节点,从来都是政治塑造了经济,而非相反。
　　妥协的前提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一直都是靠着以制造业为主的私营中小企业支撑着的。短短30年间,中国民营企业从零开始,已经发展到目前超过1000万家。它们以40%的社会资源,完成了60%的GDP,创造着80%的就业,它们对财政收入的贡献也已超过了国有经济……不说别的,就拿近年来政府最看重的“稳定”来说,民营企业已经是这个社会上大多数人还能够安居乐业的稳定之锚。因此,如果真有什么“中国奇迹”的话,它主要是民营企业创造的。
　　在这个过程中,不少民营企业家风光无限地当上了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荣幸地被体制吸纳,成为各级权力机构和决策层里新的成员。然而,民营经济整体实力的不断壮大有效地遏制了政府权力不断扩张的边界,进而提升了自己的安全系数和社会地位吗?这一点,我们只要从近年来越来越多锒铛入狱以及越来越多将资产和家属转移到海外的“成功”企业家那里,便可窥见一斑。
　　而在另一边,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经济则依托强大的行政力量以及轮番出台的财政及货币政策刺激,“野蛮”生长,这构成了过去10多年来一场被很多人诟病且声势浩大的“国进民退”运动。
　　尤为令人悲哀的是,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半段,“体制外”的民营企业家还有可能凭借着自己吃得起苦、敢冒风险,通过为“体制”做其自己尚不太有把握的“改革探路”而求得一些生存发展空间的话,今天这种可能性也已越来越小。而且重庆等地的现实还告诉我们,民营老板即便已经赚取到的财富,都随时有可能被以“社会公平”、“共同富裕”之名再次“打土豪、分田地”。权力阶层对权力控制之下的“中国特色市场经营”已经熟门熟路,甚至已经开始形成某种道路“依赖”。
　　有评论者极具洞见地指出,在这种信念下,权力阶层已经不太需要民间资本来充当改革先锋的角色。在最有可能获得改革红利的一些领域,“国家队”往往捷足先登。甚至所谓“官商勾结”其实也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官”已经通过国有企业这件“红外套”直接冲在利润的第一线。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的确仍有少数头脑精明、敢于冒险的民营企业家在寻找出路。但他们的财富梦想已经从创造财富变为赤裸裸地与权力结盟,进而让自己成功跻身于攫取和瓜分财富的既得利益集团行列。他们中的成功者,在最大限度地从“中国模式”中捞到“最后一票”后迅速完成向“中国模式”的对立面——欧美——转移的“胜利大逃亡”;他们中的失败者,则悄无声息地成了曾成杰这样的“刀下鬼”。这是一种刀口舔血的买卖,更是一种典当了灵魂的买卖。
　　的确,企业家为了利润妥协无可厚非——不仅同政府妥协,更要和市场妥协。但既然是妥协,而非劫掠或被劫掠,就需要有一个规则相对公平的交易平台。假如有人用枪指着一位企业家说:“我要你的老婆,我就出这个价,否则……”后者会“妥协”吗?假如他妥协了,这还能叫“妥协”吗?
　　所以,王瑛一直在强调的一句话就是:在眼看环境将要变得更糟糕时,退是没有出路的。“一个人担不起的恰恰要众人一起担,人人躲就塌了,而塌了就谁也躲不了了。”
　　事实上,因为很难转移的庞大的生产性资产,相比于社会中的其他人,企业家是最没有退路的。反过来说,在社会平稳转型的过程中,企业家阶层所掌握的资源及其所依赖的利益机制的根本驱动,比任何持其他动因——特别是纯粹的道德觉悟——的人对推动社会进步更有效、更可靠、也更稳妥。这也就是为什么社会大众对柳传志、马云这样企业界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怀有更高期待的根源。
　　近年来,更多人开始关注中国“国富民穷”的问题。这是一个经济层面的社会财富分配问题,究其根源则是政治层面上的“强国家-弱社会”结构所致。但很少人注意到,其实,所谓“强国家-弱社会”的最大特征还不在于个人的权利缺失。个人权利并不是抽象的,公民只有通过不受政府干涉的社会组织,才能实现其个人权利。在我看来,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就是企业,中国历来缺乏能够不依附于政府的强势企业,这是“强国家-弱社会”结构的重要原因,也是当今“国富民穷”的源头。
　　此外,近年来,不少人热衷于宣扬所谓“企业的社会责任”。我认为,对中国企业家来说,他们的西方同行所表现出来的乐善好施、热衷环保、尊重女性等等“社会责任”都是第二位的,真正的当务之急,是要用自己的商业实践(未必一定是“谈论政治”)去推动制度的转型,促进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尽早落实。说得更明白一点:作为一个中国企业家,你是选择用行贿和其他各种暗箱操作的手段从审批官员那里获取独家垄断经营权,还是选择用法律武器公开透明地维护自己平等合理的经商权利?这一点比你捐不捐款给“希望工程”要重要得多,这是当下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最大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