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不同于“当年四万亿”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前刊文,为眼下正在启动的新一轮投资辩护,表示此轮投资与当年四万亿不同,文章引述专家的话称,此轮投资定位更准确,目标更明确,且政府资金意在引导,更多是把投资机会让给民间和市场。
　　这种辩护看起来颇有意味——过往政府投资总是理直气壮,深以为豪,这一次却深怕被误解,甚至有些小心翼翼。按照文章的说法,一段时间以来,大家有点谈投资色变。而人们对投资心有余悸,与当年“四万亿投资”的负面效应有关——明确指摘四万亿投资有负面效应,恐怕也是官方媒体为数不多的一次。
　　时至今日,为“四万亿”辩护的声音也从未消失。坚信四万亿投资势所必然者认为,当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时,没有四万亿投资托底,中国经济难逃萧条命运。即使有一些负面效应,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做法,是不可不为。也因此,目前中国经济低位运行,期待决策部门效法 “四万亿”,出台新刺激计划的预期日高,甚至听闻有投资项目或计划获批,就很容易联想到“四万亿2.0”。
　　不过这绝非决策者所主张和乐见。李克强总理早就言明,靠刺激政策实现预期目标空间不大。如今来看,四万亿计划之下,强大的行政干预下形成的巨额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只是一种幻象。倒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累积,影子银行泛滥,以及加剧的产能过剩,拖拽着中国经济转型和调整的步伐,每前行一步都要顾虑可能的雷区。如果再来一个四万亿,中国经济如何消受?
　　从政策逻辑看,稳投资的确是稳增长对策之一,并且在消费和出口不振的情况下,稳投资尤为关键,况且中国也并非没有投资空间。但是怎么稳,靠谁去稳,资金投向何处,内中差别却很大,的确可以不同于四万亿。沿袭旧例,放手让地方政府投资,让城镇化变成一场新的政府投资盛宴,中国经济不仅会坐失转型良机,恐怕也会就此丢掉长期增长机会。这绝非新一届政府的选项。李克强总理年初赴沪考察时问上海要不要改革,应当也是对所有地方主政者的追问。
　　为新一轮投资的辩白,多少体现了决策层的担忧。决策层担忧市场将其解读为新一轮的政府大手干预,而忽视其中的改革线索;决策层更担忧地方政府将之作为大干快上的借口。2008年时,中央政府规划的投资不过四万亿,而地方政府此后公布的投资计划共计就有二三十万亿。这一次,地方大员会否再次上演投资竞赛?
　　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改革本身需要付出代价,也是有时间成本的,不可能立竿见影,但很多时候,人们更乐意看到短期刺激带来的“繁荣”,而选择性忽视其背后的风险。这对决策形成是有压力的,为政者当然不可不察。目前对官员的考核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政府改革行在途中,地方官员对大投资换取高GDP的模式偏好依然,一旦信号模糊又缺乏管治手段,地方掀起新一轮不计成本和后果的投资热是大概率事件。
　　避免走老路,决策层意识到了风险,也给出了解决方案,比如“不撒胡椒面”,政府不再大包大揽,更多的是把投资机会让给民间和市场,等等。思路固然正确,要权衡和思量的因素也不少。比如说,政府资金要起引导作用,投向哪里投入多少,分寸如何把握,又有谁来监督政府投资?让利于民间想法不错,前提是打消各色的机会主义想法。比如眼下正在吸引民间资本的公共服务和基础建设领域,早前在一些地方,不正经历了一轮以清退民间资本为特征的国有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