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开放促改革还未达成共识

    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赵忠秀: 以开放促改革还未达成共识
    
    中国的对外贸易，经历了入世后前五年井喷似的发展过程，在金融危机后，开放红利逐步消减殆尽。
    在美国持续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其他亚洲国家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吸走相当一部分低端订单的当下，如何引导中国外贸相关的制造业，乃至整个实体经济，走上一条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道路，确实是亟待解决的核心命题。
    对此，《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了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赵忠秀。他表示，下半年的外贸，甚至整个中国经济，都会是一种比较平稳状态。美国本土制造业占比也将在井喷之后，逐步降低。未来数年，中国如何继续通过制度性改革来释放新一轮开放红利，各部门再次达成共识，将是最艰难的部分。
    中国经济面临调结构好时期
    第一财经日报: 前几个月的外贸数据走出了一条奇怪的大起大落路线，你觉得7月份进出口数据的回升会是下半年的总体趋势吗？
    赵忠秀：下半年外贸走势，我觉得总体不会大起大落，应该较为平稳。
    首先，中国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已经从三四年前占进出口总额的5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30%左右。加工贸易代表了外商投资企业在华的状况，这部分下降意味着进出口大起大落的可能性小了很多。
    另外，我从近期数据来看，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出口中占相当比例，这部分非耐用消费品的出口起了稳定器的作用。
    仅从7月份来看，很多大宗商品，比如铁矿砂、原油价格在下降，这意味着7月份实际的进口同比增速的表现比现有数字更好。
    日报：那么年初制定的8%总体目标，有可能实现吗？
    赵忠秀：如果努力的话，这个目标应该还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去年外贸增速仅为6%左右，在低速基础上增长，比往年在20%的高速基础上再增长，难度要小得多。
    我预计，今年全年进出口最终增速会在6%~8%之间，接近8%。从外部市场需求来看，全球经济形势已经开始好转。而原先预期的欧债危机发酵，比如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并没有出现最坏结果。美国的复苏稳定，而且中国市场化多元化战略也已经见到了比较大的成效。
    现在国际社会虽然猜测新兴经济体可能遭遇另一波经济下滑，但这种下滑对中国进出口的影响有限。中国对巴西、俄罗斯都是逆差，可调节的空间比较大，这样的下滑，可能对金砖其他国家影响更大。
    日报：目前美欧的经济形势已经逐步向好。而金融危机之后拉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金砖国家则普遍面临下行压力，这是否四年前的“脱钩论”的大反转？中国的外贸是否会受到经济下行的负面影响？
    赵忠秀：如果回头看四年前金砖国家在经济领域的抢眼表现，可以印证一句老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过去几年，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巨大压力，美欧都对经济结构做了深度调整。而金砖国家，包括中国，都没有太大的动力进行相应的调整，导致经济发展到现在，并没有持续的内生性的发展动力。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经过过去几年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已经达到50%以上，即便有衰退的风险，损失也相对不会太大。
    目前，中国经济确实有持续下行的压力，但也是一个调整结构的好时期。我个人判断，国务院不会放任经济的下滑，稳增长的底线在7%。下半年不会下滑得很厉害，大致会保持在7.7%左右。而全年总体外贸增速大致在7.3%~7.4%。
    目前，国务院也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方案，比如促进节能环保、助力光伏企业扩大内需市场，以及外贸便利化改革等措施。这些相关措施，都是在阻止经济下滑，最终达到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双向效果。
    因此，内需不会急剧萎缩，进口所受到的影响也没有我们料想的这么坏。
    上海自贸区核心意义在服务贸易领域
    日报：中国外贸的低迷，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实体经济及制造业的低迷。数年前大家就开始讨论的制造业回流美国的趋势，现在对中国整体制造业影响究竟有多大？
    赵忠秀：我了解到的情况是，相当多的外资都处于观望局面。在中国设厂，也将东南亚一些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作为备选，将订单分散到两地。
    但是这样的观望肯定不是长久之计，因为既不经济，也没有规模效应，最终这些企业会将订单落到一个地方。
    美国由于页岩气的开发，能源成本下降带来综合成本降低，可能会使得一部分制造业回归美国本土；但是这并不是“选择美国”的本意，这个计划的意图不是恢复美国制造业，而是要走高端制造业的路线。这一计划目前与中国没有正面冲突，但是对中国的产业升级，确实有一定压力，可能会使“中国制造”固化在中低端领域。
    数据显示，经过这两年，美国本土制造业的比例已经从28%上升到29.5%。我觉得这种发展趋势应该是一种脉冲效应，经过了一段时间爆发，必然走向衰减。我个人认为，下一步，美国本土制造业的比例应该会在缓慢上升之后，重新下降，峰值大概是再上升1%的样子。最终会吸引一批先进制造业，但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应该不会再恢复了。
    日报：中国入世已经十多年，最初的入世红利，随着这几轮危机，也逐步消减殆尽。中国政府今年似乎也在加大对外自贸协定的谈判，这是否外贸领域新的制度红利？如何才能更好地释放这种红利？
    赵忠秀：目前确实在展开一系列自贸区的谈判，但是要克服国内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问题，还是一个更大的难题。我觉得，以开放促改革，还没有达成共识。
    在国际领域，中国这两年确实开启了包括中日韩、RCEP以及与欧洲大陆、瑞士的谈判。这是中国主动挑起谈判，争取未来国际贸易领域更多话语权的行动。
    反映在国内的改革，这其中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比如上海自贸区，便是这样的试验场所，是中央拿上海试一试。
    上海自贸区真正核心的意义在于服务贸易领域，也即与金融相关联的部分。尤其是涉及中美正在谈的双边投资协定中的“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在欧美，都是使用这样的方式，除非涉及国家安全的，会有安全审查，如果不在负面清单中的，都可以着手去做。而这一点，涉及政府的审批权下放，也是制度性的突破。
    在过去五年里，中国的金融改革严重滞后。由于不开放，竞争不充分，在经济本来就处于下行阶段的状况下，银行业吸走了大量本来应该属于制造业，特别是中小制造业企业的利润。
    换句话说，如果大家整体的收益是100元人民币，银行赚走了110元，而实体经济则亏了10元钱。这个利益分配本来应该是银行赚40元，实体经济赚60元的，在这个过程中，金融不仅没有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还成为了高额利润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