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急审县级市融资平台日子难过

    地方债务审计工作已在全国铺开，在西部某县级市也不例外。
    8月初的一天上午，《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上述县级市审计局临时腾出的办公室里看到，七八位审计员相对而坐，在电脑前埋头忙碌，桌上铺满了表格。
    一位审计员向本报记者表示，他们被要求在审计期间不能接受任何媒体采访，“这只是对地方债务情况进行一个摸底，希望外界不要过多地猜测。”
    7月末，国家审计署披露，根据国务院要求，审计署将组织全国审计机关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全国性审计工作于8月1日起全面展开，这也是审计署对地方债务的第二次全面摸底。
    该市审计局一位官员告诉本报记者，7月26日，省级财政厅派下十几位审计员组成地方债务审查小组，该市审计局也抽调5名人员进行协助。
    上述审计局官员表示，该市曾在2010年进行过一次地方债审计，调查了包括2007年以前以及2007年～2010年的地方债务，工作量庞大，因而那次审计持续时间特别长。
    上述官员还透露，2010年的审计结果显示，该市的地方债务规模达30亿～40亿元。而根据该市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2010年全市财政总收入仅完成11.02亿元。
    该市财政局一位人士亦向本报记者表示，他们正集中人力对地方融资平台进行调查，“这几天局里上下都在围着这事忙晕了头。”
    就在审计和财政单位为地方债务审查忙碌时，这座县级市的一家融资平台公司也没闲着，这家公司副总裁何伟（化名）告诉本报记者，他们已经接到通知并将其公司公共项目合同上报给有关单位。
    何伟担心，政策将进一步收紧，融资将变得更为艰难。他表示，由于国家控制融资的规模和市场上现金的流向，现在融资主要通过汇票、信托，成本非常高。
    “随着政策的收紧，土地储备也不行了，条件越来越苛刻，融资面越来越窄，管控越来越严，融资越来越难。”何伟说。
    举债更难 向实体转变
    “现在政府对政府融资平台管控很厉害，逐步很多项目就不能通过平台公司来融资了，通过银监会和国家的调控对这个平台施加影响。”何伟说，融资平台要做大做强就必须向一般性公司发展，要有自己的实体，例如涉足建筑工程和房地产开发类经营，“只有这样，政府才能把事情做大。”
    资金链能否正常运转被认为是地方债务的核心问题。广东省财政厅科研所所长黎旭东对本报记者表示，地方政府负了多少债并不是重点，重点是能不能还钱、资金链条会不会断裂。
    何伟认为，只要融资平台公司的实体产生利润了，资金链就不会断裂。
    何伟所在的这家公司成立于3年前，从融资平台起家，第一笔业务是帮一家职业技术学院融资，方式是向国家开发银行贷款3.5亿元。还款则是通过该学校8年的学费，在前3年缓冲期内只需还利息，之后开始还本金。
    随后，这家公司开始参与该市经济开发区项目融资，并逐步发展起自己的实体，现已成为当地政府最重要的融资平台之一。
    何伟告诉本报记者，其公司实体包括建筑工程、房地产、建筑材料、物业、房屋经纪，涵盖土地市场从收储到建设的各环节。
    何伟表示，这样的好处在于根据每年国家的政策倾向来融资带来便利，比如房地产项目可以利用该公司其他方面业务贷款，建筑材料则可以利用流动资金贷款。
    “由于现在政府支持旅游业发展，我们马上就要成立一个旅游地产公司。”何伟说。
    此外，该融资平台公司还涉足教育，当地成立一所工业技术职业学院，并揽到该省的驾驶员培训基地项目。该校占地600亩，需投资6亿元，按照银行要求的30%～35%的资本金自筹比率，该平台融资公司需融资约4亿元。
    何伟表示，他们的融资平台公司通过竞争程序，参与项目招标，“我们竞标后所得的利润肯定在当地政府，通过项目获得的利益的一定比例要上交财政，财政多了收益渠道。”
    何伟进一步分析称，尽管中央要求对债务进行清理，但是对于已经启动实施的项目可能不会叫停，更可能会对一些新上的项目不予审批并将其列入黑名单，银行则可能对列入黑名单的城市或地区停止融资贷款方面的业务。
    县级市融资样本
    在3年前的那次地方债务审计里，这座县级市的政府性债务规模据披露在30亿～40亿元。至于目前的债务规模，前述该市审计局人士表示要等此次地方债审计结束后才能得知。
    一位当地融资平台公司负责人向本报记者表示，目前该市的债务远不止三四十亿，单是近两年的公路建设就投入巨大，且很多是政府公益性投资。
    在该县级市主要有两家比较大的融资平台，包括何伟所在公司以及该市城投公司。而该市城投公司去年所发的债券金额达17亿元。
    何伟告诉本报记者，当地政府主要是在工业建设和基建方面动用地方融资平台。近几年，当地政府的修路和一些公园及广场建设均需要通过融资平台筹资。至于这其中的债务风险，“不好说。”
    何伟所在的这家融资平台目前参与的融资项目有两个。
    一是该市的生态移民安置项目。这个项目被认为是该市城镇化方面的重要举措，政府在离市区15公里远的经济开发区的一块1204亩的土地上，建起15400套保障性住房，以每平方米1660元的价格向农村户口持有者出售。何伟表示，算上各项成本，每平方米的实际花费是2300元，这意味着，政府需要进行补贴。
    移民安置区由何伟所在公司以及当地另一家融资平台共同融资17亿余元，资金来源分别为信用社贷款2亿元、国家开发银行3.76亿元、贵州银行12亿元。
    二是削峰填谷项目。该市山多地少，政府通过削峰填谷来实现土地最大化利用。何伟表示，该项目分两期进行，总共挖掘面积约为1200万平方米，总共投入约在5亿元。何伟公司将土地平整后，建设成标准厂房，当地政府招商引资过来的企业直接入驻。何伟透露，建设标准厂房通过该项目融资，以厂房租金收益还债。
    何伟说，事实上，作为融资平台公司，还款压力更多来自自身而非政府。作为贷款人，平台公司负有还款责任。
    钱从何来？何伟表示，若贷款用于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修路，路两旁土地就会增值，拍卖的土地的收益就可用于还款。而像污水处理厂这样的项目，建成后可以收费还款。但是，对于一些公益的项目，由于缺乏收益渠道，最后只能由财政埋单。
    “一个城市一定会经历这个过程，无论是城市扩张还是产业扩张。”在何伟看来，扩张意味着城市处在建设期，产业引进和企业引进，从建设期到上规模至少需3年时间，“这三年内地方债务肯定是很高的，3年后正式投产，规模起来了才能具备市场渠道进行销售，进而产生税收。”何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