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和进的辩证法

　　上周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可谓“稳”字当先。会议用“稳”来盘点上半年经济——增长稳、价格稳、就业稳，并预期下半年将“保持总体平稳发展态势”，也因此，宏观调控首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稳增长被看做决策层的第一要务，这一判断合情合理。不过我们以为，相较以往，稳增长的含义已经大有不同，可以观察的是，尽管稳的意识贯穿于各个环节，这次政治局会议还是强调“稳中求进”，“稳中有为”。就此判断，稳经济还是为了促改革，是给各项改革的推进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提供充分的腾挪空间。
　　恰当理解和看待稳和进，这是厘清当下政策脉络的关键。短期来看，中国经济下行风险犹存，稳增长，保证经济在“李克强区间”平稳运行，上不突破通胀红线，下不跌穿预期增长和就业指标，这不仅仅是经济决策，还带有强烈的政治考量。经济失速可能造成大量失业，民生不稳并波及社会稳定，也可能触发系统性风险。是否稳得住经济，将决定改革的演进方式——以相对平稳、阵痛较少的方式展开，还是以冲突激烈、代价高昂的方式推动。虽然常有论者言称，只有危机才能倒逼改革，但相信没有人会真的愿意承受危机之下种种困厄。更何况，这种代价和成本总归要由普通民众承担。
　　在求稳的政策逻辑以外，决策层说“稳中有为”、“稳中求进”，即表明当下的求稳不意味着守成惧变。决策层或许也会担心，一些部门一些地方以稳为由，以改革会损及经济和社会稳定为辞，推拒和迟滞改革。过去十年，资源产品价格改革进展不大，就跟决策在“稳”和“进”之间徘徊不定有关。经济低迷时不动，是怕价改增加企业负担，拖累稳增长大计；经济上行时不动，却是忌惮放开价格助推通胀。由此，资源消耗居高不下，经济转型终难有成。
　　再拿地方政府债务来说吧，2010年，经审计的地方政府债务超过10.7万亿元，但此后所谓整治并未有明显效果，为了稳增长，管控之手时而放松，地方政府债务持续攀升。今年初，审计署官员称地方债务总量可能已达15万亿元。上周开始的史上最全面审计会得出什么结论，现在还不得而知。不过地方债务如此膨胀，跟政府体制改革滞后和GDP至上的政绩考量盛行大有干系。
　　现实而论，很多稳增长政策落地，也有赖于破旧立新。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稳经济。就拿投资来说，政治局会议要求保持合理投资增速，既然已经放弃政府刺激，就要靠民间投资。然而，过去十年，民间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徘徊于60%左右，有些时段不进反退。去年至今，民间投资增速虽然高于社会投资，但一路下行的趋势不改。这时候惟一的办法就是放开准入，打破垄断，否则民间资本占比不会有显著提升。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认为，当下的政策核心，不是为稳而稳，也不应该为了稳而回避矛盾，甚至采取鸵鸟政策，假装看不见风险。李克强总理说改革“必须往前走，必须勇于试”，就是要在正视风险、直面矛盾的过程中，想办法找到解决方案。一味求稳而不得稳，这是历史经验。不仅如此，治理和改革成本还会不断叠加，形成恶性循环并进一步放大风险。可以说，这是一场改革和风险的赛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