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上下限

　　前不久，海外媒体广泛报道了中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表态，暗示了可以容忍经济增长速度大幅放缓，而国内媒体亦广泛跟进。只是，在具体的增长率“下限”上，各方仍然没有明确结论。中国经济放缓，在下行压力下会否出现政策调整信号，会如何调整呢？

　　投资与理财  张嗣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不久将今年中国经济增幅预期下调了0. 25个百分点，至7.75%。IMF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表示，中国经济中的投资规模过大，而且中国也希望减少投资，这样一来，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程度可能比预期更为严重。

　　中国经济放缓，在下行压力下会否出现政策调整信号，会如何调整，引发各方关注。

　　7月16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明确了宏观调控的“上限”与“下限”。“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此前在广西经济座谈会上，李克强就明确表示，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率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总理的表态让市场意识到不只是调结构，当前稳增长同样也是需要的。但在举措上，又会区别于此前数年的方式。

　　确定“下限”和“上限”的合理区间，实质上是在把控中国经济的平衡。只有平衡的发展，中国经济才是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尽管当前中国经济错综复杂，外界对之犹如雾里看花，但冷静分析，其实新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是一贯的，今年以来一直强调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统筹推进。稳增长可以为调结构创造有利空间和条件，调结构可以为经济发展加注动力，二者相辅相成。而通过改革，破除旧体制障碍，则可为稳增长和调结构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和推动力。为此，决策层一直强调要发挥市场作用，又强调要宏观调控，希望出现政府管政府该管的，市场管市场该管的新局面。这种要求各以所长，相辅相成，又讲究尺度的经济政策，实质上体现一种均衡思路，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相对最优路径，需要大智慧大魄力和大技巧支撑把握。从均衡思路判断，要考虑长远和当前结合，针对经济走势的不同情况，采取相应对策。如果当前经济运行脱离了“上限”和“下限”的区间，就会相应采取一定的政府调控。如李克强总理所讲：“把握好合理区间和政策框架，必须增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针对性，既要深入研究战略性、规律性问题，也要敏锐捕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既不能因经济指标的一时变化而改变政策取向，影响来之不易的结构调整机遇和成效，也不能对经济运行可能滑出合理区间，出现大的起伏缺乏警惕和应对准备。”

　　对于目前政策走向的预期，中外媒体格外关注。前不久，海外媒体广泛报道了中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表态，暗示了可以容忍经济增长速度大幅放缓，而国内媒体亦广泛跟进。只是在具体的增长率“下限”上，各方仍然没有明确结论，7. 5%、7%乃至6. 5%的提法都有。其中，7. 5%是政府年度经济目标；7%是“十二五”规划的年度增长目标，意味着政府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6. 5%则缘于财政部长楼继伟日前在海外的一次表述，他在美国表示，中国实现今年目标没有太大问题，但不意味7%或6.5%就出多大问题。此言被外界解析为6.5%是中国经济在结构调整时，可以接受的底限测算值。经济下限问题其实不是现在才突然提出的问题，实施下限管理应该说是政府从十八大以来就确立了的思路。本人曾在以前的文章中做过分析，认为中国已结束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周期，进入中速增长周期。新周期与旧周期的不同点在于，一方面，由于国际需求、劳动力、资源环境等制约，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一个抑制的上边界。而另一方面，由于就业和财政收入因素的制约，中国经济还面临着一个保增长的底线，即增长的下边界。总体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上有顶、下有底的中速发展周期的新格局。7%～8%的增长、3%左右的通胀，将是中国在这一周期的新常态。新兴经济体中速增长、发达经济体低速增长，则是世界经济进入新周期的新常态。

　　在中国投资者担心中国经济的上下限所指时，全球金融市场在担心美联储何时开始放缓QE及加息。7月17日、18日，伯南克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证词及答议员询问时的讲话，概括起来由以下观点组成：市场已经理解“前瞻指引”；财政政策聚焦短期过多，长期不足，货币政策不是万能药；房价上涨是美联储政策生效证明；按揭利率较低，美联储需监控；美联储有工具刺破泡沫，但无法预防；很难精确衡量QE的影响，大量证据表明QE对就业有影响，QE在关键时刻对经济有提振；失业率可能是过于乐观的一个指标，失业率可降至5%区间，其中约2%是周期性；9月FOMC会议削减QE不是既成事实；资产购买要看未来数据，可能增加；在失业率降低至6.5%前，美联储不会加息；日本未偿试操纵汇率；没有人真正理解黄金价格，我也不会装着理解它们。前五点是伯南克对现行美联储政策的解读，比较清晰；六七两点是对现行政策以及观测指标的评估；最后三点是对政策未来走向的说明，这是市场最关心的。伯南克说：“我们的购债步伐要视经济和金融发展而定，因此绝对没有预先设定的步伐。如果经济条件改善比预期快，且通胀向我们的目标靠近，削减购债步伐可能会更快。如果就业前景相对没有那么好，通胀未向2%靠近，或者金融环境不够宽松，以至于我们无法达到目标，那么目前的购债步伐可能会保持更长时间。”对于加息时机，伯南克则强调：“在失业率低至6.5%前，美联储不会加息，利率更高的一个理由是经济改善，由利率上升引起的金融收紧是‘不受欢迎的’，FOMC有信心在达到失业率和通胀门槛前不会加息。”非常有意思的是，美联储的表述与中国比，除了“上下限”和“门槛”这个词选用不一样外，所针对的衡量指标都不约而同地确定在通胀和失业上。这也许能反映新常态下全球经济调控的共同特点。非常值得一提的是，7月17日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货币政策委员会以9：0的投票结果，反对扩大QE，这意味着3750亿英镑QE或将终结。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转变，在美联储去杠杆的大旗之下，顺者昌、逆者亡，美国对全球经济的主导及影响十分巨大。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必须对此有所考量。

　　从刚刚公布的中国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来看，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6%，下半年维持7. 5%的同比增长难度不大，全年完成7. 5%的政府目标是有可能的。至于通货膨胀，尽管说客观上存在着较大的输入性通胀压力，比如说美国至今一直在搞量化宽松政策，欧盟也在发票子，日本安倍也在玩这一手，这就势必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最终对中国形成输入性通胀压力。与此同时，目前各种生产经营成本、生产要素价格都在上涨。按照经济学原理，成本要素涨价就构成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对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企业要通过科技创新、技术进步来吸纳要素成本上涨。而现在中国恰恰是创新能力不足与各项生产经营成本上涨并存，通胀的压力不小。但笔者认为其滑出正常区间的可能性比“稳增长、保就业”方面要小。6月CPI环比持平，同比涨幅扩大至2 .7%，这是因为去年基数低的缘故。但PPI同比下降2.7%，环比下降0.6%，所以不得不警惕通缩的风险。法兴“空头分析师”Aibert Edwards称：“一个远比收缩QE更重要的宏观问题正在中国发生：中国可能通缩。”他的理由是：“最近公布的中国二季度GDP数据显示，中国隐含的GDP平减指数同比增长仅为0.5%，显著低于CPI。这一数据令人惊讶，却几乎在市场上被忽视。”他认为：“通缩预期的部分原因在于人民币虚高。”他确定“中国正受困于人民币相对区域竞争对手的强势，这种强势不仅体现在名义汇率方面，尤其还体现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比如过去几年里的工资上升。”而关于就业问题，尽管今年经济出现放缓，但中国就业仍然保持稳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725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31万；外出打工农民工1.7亿人，比去年同期增加444万人；大中城市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左右。然而，就业是一个滞后指标，所以目前稳增长仍是宏观经济的一项重要任务，只有把增长稳住了，就业才不会出问题，也能够为调结构创造基础和空间。所以，稳增长和保就业是下限、是底。当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内，按李克强总理之要求：“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调结构为着力点，释放改革红利，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和自我调节的作用，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和后劲。”所以，目前最能满足调控要求的是，要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一举多得的政策工具。国务院最近出台的很多政策措施就是这种思路，将稳增长同调结构、惠民生紧密结合。比如，棚户区改造就是一举多得的事情，既可以加大投资、刺激建筑业增长和就业，也可以让中低收入人群提升居住环境、改善民生。再比如，最近国务院决定要提升信息消费，包括三网融合等信息消费领域都有稳定消费和调节结构的复合作用。

　　7月16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明确了宏观调控的“上限”与“下限”。“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