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项金融改革可以同步推进

    专访IMF中国处处长史蒂文·巴奈特：中国各项金融改革可以同步推进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7月17日发布对中国经济的2013年第四条款磋商报告后，参加此次磋商的IMF中国处处长史蒂文·巴奈特（Steven Barnett）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专访。
    巴奈特表示，中国实际上已经走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建立存款保险至关重要。同时，他认为，对于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推出市政债券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关键要建立一套能够防止地方政府过度借贷的财政管理系统。
    此外，对于备受关注的房地产泡沫问题，巴奈特认为金融市场扭曲和地方政府对土地出售的依赖助推了房地产泡沫。他建议中国应在局部试点后适时全面征收房产税。
    对于人民币，巴奈特称，IMF目前仍然认为人民币汇率存在5%至10%的“适度低估”。IMF在报告中建议中国在资本账户开放时必须慎选时机，同时要配合金融部门和汇率制度改革有序进行。巴奈特表示，尽管次序真的很重要，但实际上，“所有这些改革又都可以同时推进。”
    市政债不能完全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你对中国实施存款保险计划有何具体建议？英国的保险框架和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两种形式哪种更适合中国？
    巴奈特：我们关注的是更加宏观的问题，即建立存款保险计划的重要性。这样一来，投资者或存款人都能更清楚地了解有哪些存款是受到担保的，而哪些是未受担保的。我们并未谈及计划的具体细节，更多关注的是存款保险的形式，因为实行这一计划可采取的形式多种多样。我们强调的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至关重要。
    日报：鉴于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庞大，你认为中国应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巴奈特：展望未来，关键要建立一套能够防止地方政府过度借贷的财政管理系统。不过还是要注意，当地政府借贷有时是出于重要基础设施、社会开支的需要，因此需要加大财政改革以保证当地政府有足够的资金来满足重要的支出需求。就是说，一方面要改革财政系统以确保当地政府不过度借贷，同时也要保证必需的基础设施、社会开支资金能够以最好的方式进行融资。对于遗留问题，目前地方政府债务不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来说，都不是简简单单就能解决的。我认为关键在于防止风险的进一步累积。
    日报：你对中国可能推出的市政债券有何建议？
    巴奈特：市政债券可以是解决地方政府融资问题的方法之一。但我并不认为市政债券本身是问题的答案。国际经验显示，市政债券市场通常并不提供纪律性保证。我能想到的国家中，可能只有一两个国家的市政债券市场是真的相信其不受中央政府的隐性担保，其中一个就是美国。就美国过去的经验看，当地方政府面临债务问题，往往结果就是违约，这种现象举不胜举。但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在其他国家，即使市政债权市场不受担保，但大家有一种心理，相信在某种程度上它一定是受到担保的。回到道德风险问题，如果一个投资者认为市政债券受到中央政府担保，他在投资前一定不会做足功课，而是立刻购入。但实际上地方政府是不提供纪律性保证的。这也是为何我说市政债券不是解决问题的全部方法。
    对于更加发达、富裕的省市而言，它们可以利用债券市场，事实上它们已经参与其中了，比如上海市、江苏省等。而一些较低收入的省市则可能不太受到债券市场吸引。各地区存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而这也是市政债券为何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的原因之一。
    中国应全面征收房产税
    日报：尽管中国政府一直试图控制房价，但近期中国房价仍然持续上升。你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否还存在泡沫？应该如何消除泡沫？
    巴奈特：对于房地产市场，我们要看究竟是何种经济扭曲影响了房地产市场并导致了周期性波动。我认为有两个主要扭曲，第一是金融市场的扭曲。房地产是一项非常诱人的金融投资，因为银行存款利率非常低，考虑通胀后甚至实际利率为负。由于目前中国的资本账户还有许多限制，因此进行海外投资仍很难。而这就使房地产市场极具吸引力，过去十年投资于房地产的人们也都获得了很好的回报。实际上这就助长了房地产市场泡沫。第二，从供给面来看，地方政府依赖房地产市场开发和土地出售增加收入，推动了GDP，这也是地方政府所希望看到的，他们也在推动市场。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要靠结构改革、金融部门改革，来提供其他新形式的金融工具。还需要财政改革，这样地方政府就会更少地依赖于土地出售收入。中国政府看到了问题，也采取了应对措施，例如加快保障房建设，遏制房地产开发，尤其是高端房产投资。尽管这对中国的GDP增速会有影响，但这也降低了投资，加快保障房建设也能满足社会需求，同时支持了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很好地平衡了这一关系。这是一个长期内的结构性问题。
    日报：中国政府已经在一些大城市引进房产税，你认为房产税是否应该在更多省市实施？
    巴奈特：是的。房产税在很多方面都有效。首先，它可以增加房地产市场投机的成本。第二，它也为政府提供了收入来源，从而可以削弱土地出售的需求，并满足其他开支。因此房产税是一个“双赢策略”，应该扩大到全国范围内广泛实施。
    日报： 你认为中国政府会采纳这一建议吗？
    巴奈特：我们一定会乐意看到房产税在中国广泛推行。中国已经做了试点，在上海重庆等地取得了不错的进展。我认为关键在于时机的把握，以及其实施的速度。
    人民币汇率仍低估
    日报：对于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你最近回答说这种风险并不存在。但与IMF去年对中国经济评估时相比，你认为这一风险是否已经上升？
    巴奈特：我的回答还是否定的。我并不认为中国经济存在“硬着陆”风险，即增速急剧放缓。我也不认为“硬着陆”风险有所上升。我们看到的只是经济增速的适度放缓而已。
    日报：我注意到IMF工作人员在有关外部平衡的两个情景问题上与中国政府持有异议。在基线情景（baseline scenario）下，IMF预测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例到2018年会上升到4%，而在“再平衡情景”（rebalancing scenario）下，这一比例则为1%。但中国当局表示赞同1%的预测，不同意4%的预测。你是否可以具体谈谈双方持不同观点的原因？
    巴奈特：IMF的报告旨在阐述对我们自身及其他政府都平衡的观点。IMF的基线情景中有两个假设导致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扩大。第一，假设实际有效汇率不变。我们之所以这么假设，是为了确保我们的预测对所有国家具有一致性，对每一个经济体的汇率假设需要一致。如果对中国假设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而对美国又假设美元兑人民币升值，那么这就造成了数据不一致。因此我们假设的是实际有效汇率保持一致。如果我们回顾2005年中国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已经高达40%左右，在过去一年甚至就升值了6%。因此对我们假设的实际有效汇率变化的确存在异议，但我们只是沿袭一贯做法，并且这么做也是有据可依的。
    第二是有关再平衡的程度。在再平衡情境下，我们假设旨在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再平衡措施已经到位。在基线情景下，我们假设再平衡的进展更小。中国政府称，我们应该做不同的汇率假设，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承认其在再平衡方面取得的成果。
    日报：那么你认为哪种情况更加现实？
    巴奈特：哪个更现实的问题并不重要。如果政策落实到位，那么再平衡情景就更为现实；相反，如果政策不到位，基线情景就更现实。再平衡情景是基于我们看到了政府对改革作出的承诺，我们关注到他们所公布的政策与我们的再平衡情景大为相符。一旦我们看到非常具体的金融部门改革、财政体系改革措施，那么我便可将其纳入基线情景中考量。因此，我们对中国政府这种改革的意图表示肯定，但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观察，看是否在这方面有进一步行动。
    日报：关于人民币汇率，近期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一些市场参与者如今开始预期人民币会贬值。IMF的报告显示，如果用“汇率问题咨询委员会”（CGER）的实际有效汇率方法估算，人民币汇率存在7%的高估。你认为人民币是否会贬值？
    巴奈特：我们并不对汇率变动方向作出预测。我们用多种模型来评估汇率与基本面本身的偏离程度。为了保证透明度，我们公布了五个模型显示的结果。两个结果是基于CGER方法，三个是根据外部余额评估（EBA）得出。我们的评估都是基于这些模型进行的，它们可以预测经常账户趋势。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存在5%到10%的适度低估，这是我们通过量化模型对近期发展进行全面考量后得出的底线评估。
    日报：所以IMF目前的结论是人民币汇率仍然存在5%到10%的低估？
    巴奈特：是的，但这里可能还需要更多解释。我们假设全球各国都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例如日本和美国都进行了财政调整。这一情况下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存在5%到10%的低估。这是一项具有“多边一致性”的评估，我们对全球各经济体用了类似的评估方法。
    日报：IMF的报告称中国在资本账户开放时必须慎选时机，同时要配合其他改革，尤其是金融部门和汇率制度改革有序进行。你认为对中国而言，这些金融改革的次序真的重要吗？
    巴奈特：是的，我认为次序真的很重要。但实际上，所有这些改革又都可以同步推进，只是需要协调好。为什么次序重要？我们认为，如果要有一个更加开放的资本账户，那么就需要有一个非常成熟、强劲和发达的金融部门来应对大规模的资金流入和流出。那么你就要确保资本账户开放不抢先于金融部门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同时在开放资本账户方面取得进展。例如，其实中国已经通过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的方式正式允许资本账户开放，与此同时也正适度推进汇率改革和金融部门改革。（本报实习记者 周艾琳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