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世界水平的中国跨国公司刻不容缓

　　隆国强，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兼任办公厅主任，研究员。
　　长期从事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研究，在对外贸易、跨国投资、经济合作、特殊经济区、区域经济合作等领域完成多项重大政策研究报告;研究领域还包括宏观经济、产业政策、粮食经济、汽车工业等。多次参加国务院和相关部委的经济形势分析与政策研讨会议，2007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扩大对外开放，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集体)，多次荣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年度优秀论文奖、中国发展研究奖、全国外经贸优秀成果奖等。
　　本报记者 吕红星
　　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前我国正处于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型的关键时期，纵观世界，没有一个经济强国能够离得开本国大型跨国公司的支持。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过去三十多年，我国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在新的形势下，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党的十八大郑重提出，要“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当前我国的跨国公司具有哪些特点?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政府应该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来促进跨国公司发展?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隆国强。
　　中国经济时报：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我国的跨国公司现状及特点。
　　隆国强：我国的跨国公司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截至2011年底，13500多家中国境内企业在国(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8万家，分布在全球177个国家 (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4247.8亿美元，2011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近2万亿美元。
　　当前，我国跨国公司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我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增长速度快。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始于1979年， 自2002年以来，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快速增长期，并呈现出不断加速趋势，数据显示，近十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38.5%。
　　第二，我国跨国公司具有多元化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海外投资动机多元，既有自然资源寻求型，也有技术、品牌、管理等战略要素寻求型，还有市场寻求型。二是国别分布广，分布于170多个国家与地区。三是行业分布宽，几乎涉及所有行业。
　　第三，中国跨国公司国际化经营程度较低。中国企业大部分海外投资是在过去10年内完成，国际化经营的时间短，经验与人才不足，国际化程度不高。从跨国指数看，2011年50家 “最具全球竞争力中国公司”的海外业务占比27%，远低于世界非金融100强跨国公司62.3%的水平。
　　第四，中国大型跨国公司以国有企业为主。 2011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62.7%，有限责任公司占24.9%，而私营企业仅占1.7%。据联合国贸发组织数据显示，2003年—2010年期间，我国是国有跨国公司数量最多的国家。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我国跨国公司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隆国强：当前，我国跨国公司主要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我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在一些国家面临歧视性待遇。表现在：一是一些国家对我国崛起产生了疑虑与担心，对中国企业的投资、贸易活动采取限制措施。二是一些国家出于国家安全考虑限制中国企业投资于一些所谓“敏感”领域。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加强了对外国投资的 “国家安全审查”，我国企业首当其冲，在进入金融、基础设施、先进技术等“敏感”领域时，面临严峻的社会舆论环境、法制与政策环境。三是我国大型国有企业受到东道国一定程度的限制。一些国家对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动机本来就有疑虑，我国一些国企对外宣传也不是“在商言商”，为其国际化经营带来困扰。
　　第二，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提高对中国跨国公司带来考验。近几十年来，在西方国家的推动下，企业社会责任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衡量企业优劣的重要标准之一，各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也不断提高，希望跨国公司承担更高的社会责任，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承担对员工保障、消费者利益、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责任。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相对薄弱，在开展国际化经营时面临考验。
　　第三，我国跨国公司被迫进入政治风险较高的地区。作为国际投资的后起者，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与国际化经营面临 “后发劣势”，在激烈的竞争下，被迫进入政治风险相对较高的国家与地区，承受着政局动荡、内战、政策不稳定、海外财产与人身安全威胁等各类风险。
　　中国经济时报：任何事情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刚才您说了挑战，那您认为我国跨国公司面临的机遇有哪些?
　　隆国强：一是全球投资自由化继续推进。多年来，投资自由化不断推进，为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与经营提供了较好的制度环境。近年来，尽管投资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少数国家在资源、金融和涉及国家安全的先进技术等领域出台了一些限制外国投资的政策，但在新出台的政策中，有利于外国投资者的政策仍明显占多数。例如，2011年44个国家调整了67项外资政策，其中52项政策更加有利于开放和外商投资，15项不利于外商直接投资。
　　二是国际金融危机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海外低成本并购的战略机遇。 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美欧发达经济体企业资金链紧张，企业市场价值大幅缩水，为我国企业通过低成本并购获取先进技术、研发能力、国际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
　　三是部分国家重视吸引中国企业的投资。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跨境投资大幅下降，而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逆市增长，我国成为名列前茅的对外投资来源国。很多国家更加重视吸引外国投资，如美国推出了“选择美国”计划，希望5年吸引1.5万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吸引我国企业的投资，波兰等国家、美国多个州政府在华设立了联络办公室，旨在吸引我国企业的投资，并承诺提供优惠政策。
　　中国经济时报：我们知道，发展跨国公司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支持，对政府层面而言，您认为应该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来促进我国跨国公司发展?
　　隆国强：后起国家的跨国公司要想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我国政府在以下6个方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一是加强对外投资与跨国经营的融资服务。增加现有服务于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扩大设立面向特定区域和特定产业的海外投资基金。设立政策性担保基金，改善非国有企业融资环境。鼓励地方政府设立海外投资基金，加强对“走出去”的金融支持。支持金融机构海外投资与经营，配合企业“走出去”。充分利用对外援助等手段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条件。
　　二是加强人才培训服务。国际化人才是制约我国跨国公司发展的重要瓶颈，除鼓励我国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推进人员本地化经营策略外，政府还要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加速培养既精通外语又懂管理、技术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对企业的国际化人才培训提供补贴，加强企业国际化运作的经验交流。
　　三是加强海外权益保护和保险服务。从投资国角度与相关国家商签国际投资协议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加强政策性保险机构的服务，扩大覆盖面，降低保险率。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提供政治风险保险服务。加强海外财产与境外人员领事保护。
　　四是加快国内立法，完善法制环境。例如，尽快制定并出台《对外投资法》、《投资合作法》等法律，在完善境外投资法律体系的基础上，规范企业跨境投资行为，进而更好地维护企业海外权益。
　　五是为重点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经营开通“绿色通道”。我国跨国公司开展国际化经营，仍然受到外汇管制、人员出入境等多方面的制约，国际化总部难以高效动作。可考虑为重点跨国公司开通国际化经营的“绿色通道”，先开展试点，在试点基础上扩大范围。
　　六是改善中国跨国公司的国际舆论环境。政府部门要与我国跨国公司密切配合，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引导与要求。建立专项国际舆情监测和应对体系，把握舆论导向，加强对外宣传工作，引导和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
　　中国经济时报：发展跨国公司，企业责无旁贷，针对企业，您有哪些建议?
　　隆国强：我认为，企业要有大的发展，成为跨国公司，需要在以下5个方面进行改进：
　　第一，全面提升国际化经营的能力。提高科学决策能力，高度重视并认真制定国际化经营的战略。重视对外投资与经营的信息收集，充分利用好投资银行、律师、会计师等中介服务。建立跨国经营的管理、监控、考核和激励体系。提高风险意识，增强风险管理能力。吸引与培养国际化人才。
　　第二，按照建设世界水平跨国公司的要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与建设世界水平跨国公司的目标相比，仍有巨大差距。要以国际上一流的同行公司为标杆，以增强国际竞争力为目标，全面深化大型国有改革。
　　第三，牢固树立互利共赢理念，加强合作。国内相关企业可建立对外投资的战略性联盟，加强相关企业优势互补，抱团出海。加强同行协调，发挥商会作用，避免恶性竞争。加强与东道国及其他国际企业的合作，善于妥协，不一味追求独资或控股，通过合作共赢获取更广泛的支持。
　　第四，利用好香港作为企业海外投资与国际化经营的平台。国内政策环境不适应企业国际化总部运行的要求，我国跨国公司可充分利用香港作为世界重要的金融和贸易中心、自由营商环境、法律环境、环球商业网络和国际化服务体系等优势，设立海外投资和经营平台，开展国际化经营。
　　第五，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提升中国跨国公司的国际形象。尊重东道国法律、文化与习俗。大力推进管理与运行的本地化。重视与非政府组织的联系与合作。积极加入东道国相关行业协会组织，在遇到问题时，可利用行业协会组织拓宽解决途径。加强与投资地社区、居民友好沟通。积极参与当地社区的活动。让当地居民了解中国文化和企业文化。借鉴知名跨国公司的有益经验，积极参与东道国与本企业有关的慈善活动，同时构建具有企业特色的社会责任体系。利用好东道国的各类媒体，在宣传时尽量使用本地化的语言和习惯，在商言商，避免将企业目标与本国政府战略的过度联系，强调作“企业公民”的追求，改善企业国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