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江发展不能再等

　　本报记者 王小霞 李强 邓道勇

　　走进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仿佛走进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翻开当地的经济数据可以发现，怒江发展落后的程度令人惊讶：2012年，怒江的经济总量为74．94亿元，仅占云南的0．7％，位列云南省16个州市的最后一位；人均GDP仅为云南省平均水平的64．3％、全国平均水平的34．5％；农民人均纯收入2773元，仅为云南省平均水平的51％，全国平均水平的35％。

　　按照最新的贫困标准2300元计算，怒江还有31．6万的贫困人口，其中785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6．9万，怒江的贫困发生率达80％以上，下属4个县都是国家级贫困县，70％的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与怒江发展落后相对应的，是当地基础设施的极度落后。据了解，“溜索”曾一度是当地农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而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当地采访时了解到，时至今日，怒江州境内仍没有高速公路、没有铁路、没有机场也没有水路，这样的状态被当地人自称为“四无”。而要进入怒江，仅有一条沿着澜沧江边逆流而上的二级公路。

　　可以说，在云南乃至全国，怒江至今仍是经济欠发达、资源欠开发的最贫困、最落后的民族自治州。但也正是在这个最贫困的地方，又有着最特殊的地理位置:作为滇西北进藏入缅的重要门户，怒江是云南唯一一个沿边涉藏的地州，除了与西藏交界，怒江还有450公里的边境线，占全省边境线的10％以上，是我国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

　　战略地位如此重要的怒江，要如何发展才能与云南以及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改变怒江贫困落后的现状，需要哪些倾斜性的持持政策？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历时十多天，深入怒江州及其所属四个县进行实地调研采访。

　　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欠账

　　去过怒江的人都知道，怒江很偏远，怒江的路也最难走。

　　从云南省省会城市昆明出发，一路经过6个多小时车程的颠簸，才能到达怒江州的州府——六库镇，而从六库出发去往其他几个县，路程也要4、5个小时甚至更长。本报记者在怒江的采访，一多半的时间都是在路上。

　　路远是一方面，路难走是更严峻的考验。镶嵌在江边半山上的公路，一边紧挨着大山，一边紧临着大江，再加上弯道无数，可谓山路崎岖。最为惊险的是，双向只有两车道的山路上，因为路面太窄，每当对面有车驶来两车相汇时，那种近距离擦身而过的“撞车”感几乎令人吓出一身冷汗。而有的时候，因为路面实在太窄无法汇车，双方只能同时倒车，寻找能够汇车的“宽路”。

　　但即便是这样的二级公路，在怒江也仅此一条。

　　除了进出怒江的这条“大路”崎岖难走之外，对于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交通不便一样是他们的“心病”。

　　“在山区运输主要靠人背马驮，当地群众最期盼的就是国家能支持修通乡村间的道路。”在福贡县鹿马登乡，副乡长李金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由于交通不便，这里的村民生活成本比外面要高很多。以赤恒底村委会娃底三组为例，由于这里大多农户居住在怒江两岸的山区，很多生产、生活资料需二次、三次搬运才能到户，所以运费很高。比如农户建房用的空心砖，购买时价格为0．25元／块，但加上运费后到户价格大约为7元—8元／块，老百姓建房的成本很高。

　　与此同时，由于交通设施的严重落后，使得当地的优势资源开发和招商引资也受到严重制约。

　　泸水县委书记李永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泸水县片马地区有几亿吨的铁矿资源，品质非常好，在招商引资时，一家新加坡集团公司对这几亿吨的矿产资源开发十分感兴趣，于是投资方从新加坡飞到昆明，再从昆明飞到怒江周边的保山市，泸水县政府领导亲自去保山机场将客商接到了县里，然后带领客商翻越高黎贡山，一路颠簸到片马实地考察，两天考察结束后，客商对矿产仍然很感兴趣，但却被当地的路不通、路难走吓住了。临走时，客商委婉地说：“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之后便没有了下文。

　　“这样的情形对我们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李永平无奈地告诉记者，被怒江落后交通吓得不敢来的客商，早已不止这一家。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社会发育程度、特殊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因素制约，加之国家长期对当地投入不足，以交通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是对怒江发展最致命的制约。 ”怒江州发改委副主任、机场办主任张家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在云南绝大多数州市都通了高速公路的情况下，只有怒江的高速公路还没有开始建设。

　　“怒江在发展中被不断边缘化了。怒江作为一个自治州，没有机场、没有高速公路，如何谈发展。”张家林说，云南是中国的桥头堡，而怒江又是云南的桥头堡。前三十年国家的政策更多的是针对沿海城市，现在提出要通缅达印，怒江很多规划都是站在国家的高度提出的，就应该给予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优势资源难以开发

　　记者在怒江采访时发现，怒江拥有丰富的矿产、水能、生物和旅游资源。

　　怒江州境内的兰坪县拥有国内最大的铅锌矿和银矿，还有其他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尽管有很多矿场，但由于开发程度不高，也没有形成产业体系，所以大部分只做成锌锭、铅锭等初级产品卖出，没有形成产业链。

　　“生物资源开发目前也处于一种小、散、乱、弱的状态，没有形成规模化，产业化。 ”福贡县委副书记李义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怒江是中国最大的草果基地。但目前都是果农直接出售，没有任何加工，农民收益比较低。

　　据估算，怒江水电开发大约每年能够发电100亿度，按照最低每度电0．48元计算，每年大约有80多亿元的收入，可为地方政府创造10多亿元的税收，为当地老百姓提供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

　　除此之外，当地的旅游资源也非常丰富，但由于交通等区位条件的限制，怒江当地的旅游业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真正形成产业优势。

　　李义军说，从发展的角度看，怒江潜在的优势十分明显，但怒江的优势资源开发不足，未能转化为经济优势，进而实现经济价值。

　　张家林说，根据测算，怒江2020年GDP总量达到300亿元以上才能达到国家的小康标准，而当前，怒江的GDP总量只有75亿元，还有4倍的差距，但剩下的时间不到八年，这就要求怒江经济增速平均保持在19％以上才能达到这一水平。所以，不采取特殊的政策，超常规的发展方式，怒江的发展依然令人担忧。

　　张家林告诉记者，“十二五”时期，怒江总体上仍然处在一个破解基础瓶颈，加快产业培育，决战扶贫攻坚，缩小发展差距的阶段。同时，面临优势资源加快开发与国家宏观政策限制、发展加速推进与生态环境制约等一系列挑战。

　　怒江发展不能再等

　　本报记者在当地采访时，有建议认为，在把资源优势转化成产业和经济优势方面，国家宏观政策应该对怒江有所倾斜。

　　李永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怒江的优势资源是矿和电，尽管目前怒江大的水电站还未开发，但是小水电已有很多，怒江大峡谷沿线三个县的小水电装机容量接近100万千瓦时。由于发的电自己用不了，又送不出去，所以产生了“窝电”现象。

　　“现在一些小水电企业也看好怒江的硅矿项目，也想上马一些相关项目，这不但可以消耗一部分电力资源，还可以降低成本。 ”李永平说，但是当前在审批上面临一些政策难题。

　　李永平说，对于怒江这种矿产和电力资源都非常丰富且发展落后的地方，是否可以在相关项目审批上宽松一些，让矿电结合的优势可以得到发挥，使怒江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优势互补。

　　除了经济发展的需要，怒江重要的战略地位也同样需要通过发展得到保障和巩固。

　　记者在当地采访了解到：怒江是滇西北进藏入缅的重要门户，怒江国土面积的50％以上是保护区，怒江是云南唯一一个沿边涉藏的地州，怒江与缅甸有450公里边境线，与西藏和云南迪庆藏区接壤，境内居住着傈僳族、独龙族、怒族、普米族等22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7．65％。

　　贡山县委书记李红文曾这样对记者说，在贡山县的广大山区和边境一线，一个农户家庭就是一个哨所，每一个老百姓就是一个哨兵。他们世世代代都在为国守土固边。“全国人民应该感谢他们，在发展中更不能忘记他们。 ”李红文说，世界上再没有这样好的公民了。

　　十多天的采访中，从州府一路深入到下辖的县城，再到乡镇、村落；从州委领导到基层干部；从农村的致富带头人到普通村民，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我们也在思考，在面向西南开放的大战略中，怒江的发展需要重新审视：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怒江都处于一个非常落后的状态。这样一个从区位上和战略上都十分重要的地方，发展如此缓慢，令人十分担忧。而且，在探索怒江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怒江整体处于“直过区”的社会状况更加不容忽视。

　　“不让任何一个兄弟民族在共同发展的道路上掉队”是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而在怒江采访中当地干部开玩笑说：“怒江的问题解决不好就会有4个兄弟民族掉队。”他们还告诉记者，怒江的干部和群众渴望发展的愿望非常强烈，怒江的发展不能再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