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论辩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 林毅夫8% 刘世锦7%以下

　　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3年上半年，中国G DP增速为7.5%。这种经济增长速度是短期现象还是会常态化？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是多少？经济增长潜力还有多大？成为国内外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对此问题，学者们有着自己不同的看法，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近日，在参加博源基金会举办的“中国未来的机遇与挑战”论坛上，林毅夫教授和刘世锦主任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林毅夫表示，套用其它国家经验来证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放缓，是否准确，还是存疑的，最好的方法是直接了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什么。后发优势是确定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决定因素，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所以仍可维持二十年8%的经济增长速度。刘世锦指出，研究表明，东亚经济体在达到人均G DP1.1万国际元后，普遍遭遇经济增速下滑，中国也不例外。中国预计2015年将达到这一水平，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可能下一个较大台阶，由近些年的10%以上的增长率下调至7%左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

　　发挥后发优势维持二十年8%的经济增长

　　2012年，我从世界银行回来以后，谈到中国还可以维持二十年8%经济增长的潜力。在舆论界和学界引起很多争论。

　　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引起争论？主要原因是，从1979年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维持了33年，平均每年9.8%的经济增长，这么高的增长速度，这么长时间，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未曾有过。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会下降，主要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东亚经济体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他们一般维持20年8%到10%的增长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都会放缓，放到7%、6%、5%，甚至更低。中国经济已经维持了33年的高速增长，远远超过20年，怎么可能再继续维持下去？

　　第二种说法是，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Eichenggreen(巴里·艾肯格林)的观点。他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后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国家的人均G D P按2005年的不变价计算达到1 .7万美元之后，经济增长速度都会放缓。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德国、日本这些表现超级良好的国家莫不如此，中国怎么可能比他们更好？按照他的说法，中国应该在2015年以后很快就会达到1.7美元。

　　用过去的经验来判断未来的事情是否准确，我个人是存疑的。最好的方法是直接了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什么，一个经济体能否保持高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从这些本质和因素理解问题应该更准确一点。

　　经济增长当然就是人均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而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就是要使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产业不断升级换代。这是一个现代现象。在18世纪以前，即使是现代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他们平均每年人均收入的增长也只有0.05%，需要1400年人均收入才翻一番。从18世纪一直到19世纪中叶，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翻了20倍，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时间从1400年缩短为70年，现在则变成了35年。

　　18世纪出现了工业革命，技术革命不断加速，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造成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一日千里。高附加价值产业不断涌现，企业可以把资源从低附加价值的地方转移到高附加价值的地方。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发达国家是这样，发展中国家当然也是这样。但是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点，发达国家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一直处于全世界技术和产业最前沿，它们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必须靠自己的研发来实现，而研发的投入非常大，风险也非常高。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可以通过模仿来实现，这也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从理论上来讲，一个国家懂得利用后发优势的话，它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高于发达国家，能有多高呢？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3个经济体充分利用这种后发优势，取得了每年7%的经济增长速度，维持25年或更长时间。也就是说，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两倍甚至更多于发达国家。

　　中国内地从1979年以后，成了这13个经济体当中的一个，也就是依靠后发优势取得过去这33年的高速增长。既然后发优势是确定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决定因素，判断未来中国经济是否还有可能持续高速增长，最重要的就是要判断中国未来的后发优势到底还有多大？怎么判断后发优势有多大呢？人均收入水平可以反映一个国家平均劳动率水平，实际上也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总体的技术和产业水平，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跟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实际上就反映了中国平均的技术和产业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平均技术和产业水平的差距。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按照1990年的不变价计算为美国当年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中国台湾1975年、韩国1977年的水平。日本在1951至1971年的G D P增长率为9.2%，中 国 台 湾 在1 9 7 5年 至1 9 9 5年 间 为8 .3%，韩国在1977年至1997年间为7.6%。中国内地在1979年改革之后的发展战略类似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所以中国应有潜力再维持20年8%的增长。

　　为什么认为Eichengreen的判断是不准确的？因为同样是1 .7万美元，中国跟最前沿国家的差距是不一样的。比如，德国是什么时候达到1 .7万美元的？以2005年不变价计算是在1971年。我国在2010年的时候，按照2005年不变价计算，人均收入只有7215美元。我认为Eichengreen的判断比较乐观，他认为中国在2015年之后几年就会达到1.7万美元，假定中国在2015年达到1 .7万美元，美国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后人均收入就不增长了，我们到2015年的时候也不过只有美国的41%，跟德国、日本相比，后发优势的差距非常大。如果中国在2015年能达到美国的41%，从2010年到2015年之间，中国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必须达到19%，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一个比较客观的估计是，2010年到201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9%，人口自然增长率是0.5%，到2015年的时候人均收入才不过是10719美元。假如从2015年到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同样是9%，人口自然增长率是0.5%，到2020年的人均收入按照2005年不变价计算只有16180美元，假定美国的人均收入从2000年开始一直没增长，我们的人均收入也还不到美国的40%，更何况我相信美国的人均收入至少还会每年以1%的速度增长。我觉得从2008年以后，我国维持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这绝对不是过高的估计。

　　当然，我讲的是潜力，是从后发优势上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经济可能增长的潜力，这是需要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经济发展必须按照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同时必须深化市场体制改革，消除双轨制造成的收入不均、腐败等问题，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必须克服由于人口红利过早消失带来的问题，需要提高人力资源来补充增长的不足，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改革来完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

　　2015年后经济增速下滑增速将在7%以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三年前在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时，我们观察到二战以后几十个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国家的进程，但真正成功的不多，大部分落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成功的只有13个经济体，其中最为成功的就是几个东亚经济体。进行数据分析后，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具有规律性的现象，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经济高增长以后，当人均G D P达到1.1万国际元(一种购买力平价指标，以麦迪森1990年的国际元作为基础计算的一个计量单位)的时候，经济增长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下降的幅度大体是在30%到40%。当时观察到这个现象以后，我们感觉它可能是一个可重复的、经验性的现象，特别是当中国到了这个阶段以后，应该高度关注这个问题。

　　日本经济下滑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韩国是在90年代中后期，德国也有类似之处，但不太一样，是在60年代后期。

　　我们感觉中国和这些东亚成功的经济体增长轨迹非常类似，用几种不同的方法进行计算。一个是对全国进行了计算，另外就是对中国，因为我们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比较大。我们把它分成六组，比如像北京、上海就和香港或者新加坡这种城市型的经济体进行比较，沿海几个大省和日本、韩国进行比较等等。另外我们计算了包括用电量、汽车保有量、钢铁累积产量，还有当年的汽车产量和钢铁产量等重要指标。这一系列的分析最后得出的结果是相当一致的，大体是以2015年作为中间，往前往后各两年，大概四年左右，经济增长速度都会有一个下台阶的过程。所以，我们就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经济可能在2015年左右下一个台阶，如果那个历史经验有效的话。

　　最近两三年，我们感觉到中国经济中一些重要现象需要引起关注：第一，基础设施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东南沿海几个经济大省市，包括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北京等，以前增长速度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这几年反而落到了全国的后面。因为他们都已经达到了人均G D P1 .1万国际元。还有个现象，最近两年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回落了，但是和2008年金融危机不一样的地方是，就业的压力并不大。我们做了一个测算，2012年，中国人均G D P已经超过了9000国际元的水平，2013年接近1万国际元。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经济将由10%的高速增长期转到一个中速增长期。当然这种转变是需要时间的，最近两三年应该就是经济转换期，中速增长到底是多少还需要观察，它会有一个寻找均衡点的过程。过去我认为是在7%左右，现在感觉7%可能高了，大概在6%到7%之间，甚至更低。

　　2012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出现了回升的迹象，很多人因此就认为中国经济又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我们认为，去年第四季度经济回升是由于存货产生的短周期增长。这种短周期很可能在今年夏天结束，如果短周期和中长期重合，中国经济短期之内快速下滑的可能性是在增加的。

　　最近我们又做了一些后续的研究，出版了一本书，名字叫《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3—2022年)》。我们预测，大体上今明两年的增长分别是7%到8%，2015年是7%或7%以下，2020年6%左右。我个人认为，这个估计还是比较乐观。虽然G D P增长速度在下降，但是每年总量是在扩张的。经过十年的测算，过去讲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即高投资、高工业，或者高工业比重，高出口的结构正在或者将会发生实质性调整。去年消费率已经超过了投资率。我们预计到2017年左右，服务业的比重将会超过工业，出口的名义增速过去达到20%左右，以后会降到10%左右。外汇储备将会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上。2012年，我国的劳动力总量已经开始下降，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将继续，基本上将被服务业所吸收，土地、水等资源的约束在增强。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过去有一种说法，中国经济能不能以消费为主，服务业为主，保持国民经济高速、平稳、可持续发展，比如增长8%到9%以上。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一旦经济不是以投资为主，增长速度肯定会降下来，结构和总量的关系是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

　　这几年国内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也有些研究，从供给的角度讲的比较多，劳动力供给总量的变化，刘易斯拐点是否出现等等。广义上人力资本增长的速度有下行的态势。去年全国的劳动力总数已经下降了0 .6个百分点。根据国际经验，我们预测，当经济增长速度回落以后，全要素生产率(T FP)大体上下降30%到40%，中国以后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于T FP，但是T FP本身的增长速度也是降低的。

　　中国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但是在投资的结构中间，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占到了50%左右，制造业投资较大程度上依赖于上述两项投资，在既有的技术水平和预算约束条件下，当基础设施、房地产历史需求峰值出现时，也就意味着投资高增长和整个经济高增长时代的结束。2015年左右住宅将会达到需求的峰值，基础设施峰值早已出现，中国的高速公路和发达国家已经相差不多，今后10年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基本上处于平稳期，不会再继续上升了，资本存量也是如此。

　　总的来讲，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将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这是一个现象，最重要的是结构的变化。当中国经济转向依靠消费、服务业发展的时候，实际上需要完成一个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这对改革提出了新挑战。

　　需要一个更长的历史视野来观察

　　林毅夫：

　　知道经济增长潜力有多大，是政府制定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如果潜力很小，把它弄成很高的增长率，必将付出较大的代价。如果增长潜力相当大，不用必要的改革措施和政策措施把这种潜力挖掘出来，中国赶上发达国家的时间就要拉的更长，而且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我想回应世锦用的几个数字，他讲台湾跟韩国人均收入达到1 .1万美元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也放慢下来。台湾人均收入达到1.1万美元的时候是1992年，当时的人均收入已经是美国的48%，韩国是1994年，它当时的人均收入已经是美国的45%。麦迪森的数字，2008年中国人均收入是6720美元，当时美国是31000美元，假定2008年美国人均收入不增长，我们到1.1万美元的时候，可能要到2020年。那时候我们人均收入也不过是美国的30%。我认为，真正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技术的不断变迁，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能增长多快，最重要的是后发优势有多大。

　　刘世锦：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做一个比喻，比如50年代初期，日本相当于美国经济增长的21%，我们假定一个人，那时候美国100岁，日本21岁，日本正是年轻力壮能跑的时候，他从20岁可以跑到40岁，没问题。一个人在20岁到40岁的时候，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房地产、重化工业，可以使经济有相当高速的增长。中国现在相当于美国的21%，现在美国已经200岁了，美国这么多年也在增长，现在已经是2013年了。中国现在40岁，中国也相当于美国的20%或者21%，但是中国从20岁到40岁最能跑的阶段已经过去了。问题是在缩短这个距离的时候，不同的阶段跑的速度可能是不一样的。我同意毅夫的观点，实际上和结构有很大关系。在工业化为主的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会很快，一旦进入服务业为主、消费为主的阶段速度肯定是要下来的。这时候更多的强调效率的提升。我们知道在工业化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大，部门间的转移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最重要源泉。但这种转移基本上过去以后，当进入以服务业或者消费为主的经济以后，靠的是部门内部的生产效率的提升，这一般来讲是比较缓慢的。我们刚才得出的结论，中国经济今后更多的是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是全要素生产率本身的增长速度是在降低的。所以，今后的增长速度下降以后，中国还是在追赶的过程之中。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更长的历史视野来观察这样一个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