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峰者里的深圳人
中国登山者巴基斯坦遇袭,这项云集诸多新财富阶层人士的极限运动,其风控问题引发关注
6月22日午夜,巴基斯坦南迦帕尔巴特峰,两名中国登山爱好者饶剑峰和杨春风的生命止步于此。
远在深圳的曹峻,手机从早响到晚接受各方询问,作为深圳登山户外协会(下称“深圳登协”)的副会长,曹峻是饶剑峰多年的山友(登山队友)。23日,当曹峻坐在《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对面时,依然难掩悲伤。
让登山圈内人伤心和震惊的是——死亡并非发生在登山过程中而是因为恐怖袭击。巴基斯坦警方23日说,包括9名外国游客在内的共11人在巴北部地区遭遇恐怖分子袭击而丧生,其中两名是中国人。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发言人承认,该组织人员制造了这起枪击事件(详见本报24日报道《中国登山者梦断巴基斯坦》)。
外界在谴责这起暴力袭击事件之余,也将目光再一次聚焦到中国的高山攀登爱好者这一群体上。什么样的人在追逐这项耗费时间、金钱的极限运动?深圳是一个值得参考的样本。据深圳登协统计,这座年轻的城市共有14人登顶过珠峰,包括万科(000002.SZ,200002.SZ)董事会主席王石和万科总裁郁亮。
如今,关注这项运动的“风控”变得和倾听商界大佬的登顶感悟一样重要。
圈子与意义
说起深圳登山运动的历史,王石是标杆也是推手。
1999年前后是深圳户外运动的爆发期,万科内部的游山玩水论坛成为召集深圳人户外运动的大本营,王石也在1999年开始带着深圳圈内人开始攀登大大小小的山峰。到了2003年5月,中国民间登山队从北坡攀登珠峰,7名队员中就有4个来自深圳。其中就包括第一批成功登顶珠峰的深圳人——王石和梁群(就职于深圳大学)。
高山攀登不同于普通的登山,更具风险,需要软硬件支持。比如登雪山,需要有钱也需要“有闲”。专业人士称,8000米以上的雪山通常需要六七周来征服,而攀登珠峰的费用通常在30万元左右。
这些客观的门槛决定,高山攀登尤其攀登珠峰的人通常是新财富阶层、高级白领或企业家,年龄通常在35岁以上。
以上述14位珠峰登顶者为例,除了王石和郁亮,汪建是华大基因董事长,刘永忠、苗轲、李向平则是深圳本土的企业家,陈芳曾供职于华大基因,饶剑峰曾担任特发地产总经理,张梁就职于农业银行深圳分行。
放眼深圳之外,国内企业家群体中不乏登山爱好者,北京中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怒波、搜狐董事局主席兼CEO张朝阳、巨人网络前CEO史玉柱都曾挑战珠峰。
深圳人对高山攀登的热衷和深圳的人群结构、城市精神有很大关联。曹峻说,移民骨子里有探索未知世界的渴望,登山这项运动与此契合。当然,也会有人想通过登山来释放压力,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
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系的曹峻是北大山鹰社首批登山队员,今年5月17日,他和48岁的郁亮一起登顶珠峰。
三年前,郁亮还是身形微胖的运动界“菜鸟”,三年后,他成了长跑、自行车、登山等运动的达人,带领地产界的一帮登山爱好者——中城联盟登山队登上过海拔5038米的四姑娘山大峰、海拔6206米的启孜峰和海拔8201米的卓奥友峰,当然还有8848米的珠峰。
登顶与回归
“珠峰的意义在于能让想体验攀登的人树立目标,长期严格准备,提升个人潜能,形成很好的个人习惯。”曹峻说。
攀登珠峰耗时最长,大概需要7周时间。以郁亮一行本次登顶为例,大约3月底,他们从深圳出发到达拉萨,再到离珠峰大本营最近的县城——定日开始了适应训练。
从3600米到4200米再到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在那儿停顿一周后,他们接着开始适应从5800米到6500米的海拔,在大约12天的时间里,又要两次爬到7028米,再下撤到3900米的日喀则。休整一周后,他们返回到珠峰大本营,开始正式冲顶。
“刚开始睡不着觉,因为缺氧,只能浅睡,突然被自己的呼噜声吵醒了或者被气憋醒了。一系列的不适应都会引起身体的反应。”曹峻说。
郁亮曾感慨,最难受的是如何“发呆”,在海拔七八千米的营地,几个大男人蜷缩在帐篷里,听着狂风怒号,不敢乱动,话早就说完了,卫星电话信号不好,时间如停滞般带给人焦虑感。于是,万科前去探望的员工给郁亮带去了4、5月份万科订阅的所有财经类报刊。
最后登顶那天,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极大考验。“凌晨1点就要出发,需要长时间走夜路,会犯困,会逼着自己分泌更多肾上腺素,海拔极高,气温很低,登顶加上下撤要超过15个小时,行动量很大。”曹峻说,下撤越快越安全,这不仅考验体能,一些小的习惯都会产生严重后果,曾有两名深圳登山者因为取掉手套操作器材,冻伤手指切掉了第一关节。
曹峻攀登过大小山峰,很少会流泪,但距离珠峰还有20米时,他吼了一嗓子,眼泪夺眶而出。
现在,中城联盟登山队变成了中诚联盟的健身队,在微信群里,谈论最多的是,每天早上在哪儿跑了几公里。
“登山对我来讲,山峰不是我的目标了,登不登,登哪一座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准备登山过程中养成的良好的自我管理的状态。”曹峻说。
规范与组织
2000年到2005年,随着深圳登山群体的日渐增多,迷路、山难等事故也开始多发,登山户外运动在推广的同时也需要规范的引导和培训。
2003年,深圳登协就是在这一初衷下成立的,发起人和第一任会长就是王石。
因为曹峻曾有山鹰社的社团经验,他被王石任命为秘书长。当时,曹峻还是万科的一名员工。2006年,曹峻决定全身心投入登山协会的管理工作。
从最早万科赞助的3万元注册资金,到现在靠活动赞助和一些公益项目的政府补贴,深圳登协已经运行了六年。除了组织户外奔跑和户外挑战赛外,深圳登协运营了两个公益项目——山地救援队和青少年成长计划(给青少年做野外培训课程)。
23日,仙桐体育公园十几名山地救援队的队员正在接受培训,有一名女性队员还带着一岁多的孩子。
山地救援队副队长贾贵廷笑着对本报记者说,他们既是登山爱好者也是救援志愿者,正式队员已经有近200人。
同时,深圳登山户外活动的推广也正在以企业参与的方式进行,万科、招商银行(600036.SH)、华大基因、星河地产、高正软件、深圳证券交易所等已经成为深圳登协的团体会员。
这样的安全防控却并不能将安全系数推到100%,尤其是在国外攀登。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王勇峰称,我国对外国人来华登山和国内攀登7000米以上山峰进行管理,但我国登山爱好者赴国外登山只需获得山峰所在国的批准即可。
6月22日午夜,巴基斯坦南迦帕尔巴特峰,两名中国登山爱好者饶剑峰和杨春风的生命止步于此。
远在深圳的曹峻,手机从早响到晚接受各方询问,作为深圳登山户外协会(下称“深圳登协”)的副会长,曹峻是饶剑峰多年的山友(登山队友)。23日,当曹峻坐在《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对面时,依然难掩悲伤。
让登山圈内人伤心和震惊的是——死亡并非发生在登山过程中而是因为恐怖袭击。巴基斯坦警方23日说,包括9名外国游客在内的共11人在巴北部地区遭遇恐怖分子袭击而丧生,其中两名是中国人。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发言人承认,该组织人员制造了这起枪击事件(详见本报24日报道《中国登山者梦断巴基斯坦》)。
外界在谴责这起暴力袭击事件之余,也将目光再一次聚焦到中国的高山攀登爱好者这一群体上。什么样的人在追逐这项耗费时间、金钱的极限运动?深圳是一个值得参考的样本。据深圳登协统计,这座年轻的城市共有14人登顶过珠峰,包括万科(000002.SZ,200002.SZ)董事会主席王石和万科总裁郁亮。
如今,关注这项运动的“风控”变得和倾听商界大佬的登顶感悟一样重要。
圈子与意义
说起深圳登山运动的历史,王石是标杆也是推手。
1999年前后是深圳户外运动的爆发期,万科内部的游山玩水论坛成为召集深圳人户外运动的大本营,王石也在1999年开始带着深圳圈内人开始攀登大大小小的山峰。到了2003年5月,中国民间登山队从北坡攀登珠峰,7名队员中就有4个来自深圳。其中就包括第一批成功登顶珠峰的深圳人——王石和梁群(就职于深圳大学)。
高山攀登不同于普通的登山,更具风险,需要软硬件支持。比如登雪山,需要有钱也需要“有闲”。专业人士称,8000米以上的雪山通常需要六七周来征服,而攀登珠峰的费用通常在30万元左右。
这些客观的门槛决定,高山攀登尤其攀登珠峰的人通常是新财富阶层、高级白领或企业家,年龄通常在35岁以上。
以上述14位珠峰登顶者为例,除了王石和郁亮,汪建是华大基因董事长,刘永忠、苗轲、李向平则是深圳本土的企业家,陈芳曾供职于华大基因,饶剑峰曾担任特发地产总经理,张梁就职于农业银行深圳分行。
放眼深圳之外,国内企业家群体中不乏登山爱好者,北京中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怒波、搜狐董事局主席兼CEO张朝阳、巨人网络前CEO史玉柱都曾挑战珠峰。
深圳人对高山攀登的热衷和深圳的人群结构、城市精神有很大关联。曹峻说,移民骨子里有探索未知世界的渴望,登山这项运动与此契合。当然,也会有人想通过登山来释放压力,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
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系的曹峻是北大山鹰社首批登山队员,今年5月17日,他和48岁的郁亮一起登顶珠峰。
三年前,郁亮还是身形微胖的运动界“菜鸟”,三年后,他成了长跑、自行车、登山等运动的达人,带领地产界的一帮登山爱好者——中城联盟登山队登上过海拔5038米的四姑娘山大峰、海拔6206米的启孜峰和海拔8201米的卓奥友峰,当然还有8848米的珠峰。
登顶与回归
“珠峰的意义在于能让想体验攀登的人树立目标,长期严格准备,提升个人潜能,形成很好的个人习惯。”曹峻说。
攀登珠峰耗时最长,大概需要7周时间。以郁亮一行本次登顶为例,大约3月底,他们从深圳出发到达拉萨,再到离珠峰大本营最近的县城——定日开始了适应训练。
从3600米到4200米再到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在那儿停顿一周后,他们接着开始适应从5800米到6500米的海拔,在大约12天的时间里,又要两次爬到7028米,再下撤到3900米的日喀则。休整一周后,他们返回到珠峰大本营,开始正式冲顶。
“刚开始睡不着觉,因为缺氧,只能浅睡,突然被自己的呼噜声吵醒了或者被气憋醒了。一系列的不适应都会引起身体的反应。”曹峻说。
郁亮曾感慨,最难受的是如何“发呆”,在海拔七八千米的营地,几个大男人蜷缩在帐篷里,听着狂风怒号,不敢乱动,话早就说完了,卫星电话信号不好,时间如停滞般带给人焦虑感。于是,万科前去探望的员工给郁亮带去了4、5月份万科订阅的所有财经类报刊。
最后登顶那天,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极大考验。“凌晨1点就要出发,需要长时间走夜路,会犯困,会逼着自己分泌更多肾上腺素,海拔极高,气温很低,登顶加上下撤要超过15个小时,行动量很大。”曹峻说,下撤越快越安全,这不仅考验体能,一些小的习惯都会产生严重后果,曾有两名深圳登山者因为取掉手套操作器材,冻伤手指切掉了第一关节。
曹峻攀登过大小山峰,很少会流泪,但距离珠峰还有20米时,他吼了一嗓子,眼泪夺眶而出。
现在,中城联盟登山队变成了中诚联盟的健身队,在微信群里,谈论最多的是,每天早上在哪儿跑了几公里。
“登山对我来讲,山峰不是我的目标了,登不登,登哪一座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准备登山过程中养成的良好的自我管理的状态。”曹峻说。
规范与组织
2000年到2005年,随着深圳登山群体的日渐增多,迷路、山难等事故也开始多发,登山户外运动在推广的同时也需要规范的引导和培训。
2003年,深圳登协就是在这一初衷下成立的,发起人和第一任会长就是王石。
因为曹峻曾有山鹰社的社团经验,他被王石任命为秘书长。当时,曹峻还是万科的一名员工。2006年,曹峻决定全身心投入登山协会的管理工作。
从最早万科赞助的3万元注册资金,到现在靠活动赞助和一些公益项目的政府补贴,深圳登协已经运行了六年。除了组织户外奔跑和户外挑战赛外,深圳登协运营了两个公益项目——山地救援队和青少年成长计划(给青少年做野外培训课程)。
23日,仙桐体育公园十几名山地救援队的队员正在接受培训,有一名女性队员还带着一岁多的孩子。
山地救援队副队长贾贵廷笑着对本报记者说,他们既是登山爱好者也是救援志愿者,正式队员已经有近200人。
同时,深圳登山户外活动的推广也正在以企业参与的方式进行,万科、招商银行(600036.SH)、华大基因、星河地产、高正软件、深圳证券交易所等已经成为深圳登协的团体会员。
这样的安全防控却并不能将安全系数推到100%,尤其是在国外攀登。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王勇峰称,我国对外国人来华登山和国内攀登7000米以上山峰进行管理,但我国登山爱好者赴国外登山只需获得山峰所在国的批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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