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应注意时间节点上的松紧尺度
■本报评论员 闫立良
银行间市场资金价格的飙涨,把央行推向了风口浪尖。近期,银行间资金面风起云涌,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隔夜利率既能飙涨578个基点至13.444%,也能在第二天回落495个基点至8.492%。
有人指责央行在关键时间节点上的“不作为”是造成银行间资金价格巨幅波动的一个原因。这些时间节点是指金融机构在月末、年中要接受相关指标考核,也包括今年以来监管层对银行理财产品和票据融资的整肃。
随着今年外汇监管的升级,以前金融机构赖以补充货币供应量的外汇占款泡沫被挤掉,再加之时间节点和其他因素,使金融机构在资金上捉襟见肘,现在的表现尤甚于以往。
从常理上看,我们有着巨量的M2,金融机构不应该缺钱。央行手里有诸多调控工具可用,为什么要袖手旁观呢?
央行有根有据的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会引发歧义,但在执行尺度的把握上是否需要更加灵活一点呢?我们有必要对货币政策在关键时间节点上的松紧尺度讨论一番。
M2规模符合经济发展现状
3月末,我国M2余额达103.61万亿元,首次突破百万亿元大关。
一些指责国内货币超发的人总会拿美国来说事。比如,截至2012年底,我国货币供应量余额为97.42万亿元,是美国的1.5倍。由此得出我们是货币超发。
这些人称,如果货币总量的扩张节奏跟随实体经济同步变化,那么M2与GDP之比应该大致维持在1.5倍的水平。他们据此推算,我国的货币总量构成了“堰塞湖”,并认为房价、物价都是由此推高的。
这些专家的看法有一些道理。但他们好像有意忽略中国和美国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这一事实,亦即中国与美国的M2根本就不具备可比性。
从中美经济增速来看,中国2012年GDP增速是7.8%,美国是2.2%。如果一个处于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供应量与GDP之比同发达国家相同,那么前者又怎么能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呢?
央行行长周小川曾表示,在通货膨胀处于可控范围的前提下,M2增长速度与名义GDP增长速度相匹配或略高一些。
截至2012年年底,我国M2与GDP之比接近1.88倍。这个水平并没有大幅超出业界公认的标准,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按理说,超过百万亿元的M2应该可以让金融机构有着合理适度甚至是宽松的流动性。但为什么在月末、年中时总会出现“钱荒”呢?
“钱荒”背后是M2被分割
超过百万亿元的M2究竟有多少属于重复计算,又有多少属于因贷款违规操作而导致数据虚大,这些问题都现实存在,但却无法计算其规模有多大。尤其是后者,往往伴随着监管层的整肃而导致流动性出现恐慌性的紧张。
除了上面的因素外,还有相当多的货币存量以存款准备金的名义被锁在了央行的保险柜里。
目前,存款类金融机构执行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分别是,大型金融机构20%,中小金融机构16.5%,部分特殊地区则享受优惠的存款准备金率。
截至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04.21万亿元,同比增长15.8%;同期,人民币存款余额99.31万亿元,同比增长16.2%。
我们即使统一以中小金融机构16.5%存款准备金率来计算,金融机构尚有超过16万亿元的资金被存在央行不能动。
目前只有部分国家如英国、加拿大等不对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作强制性规定,但包括美国、日本、欧洲中央银行在内的大多数中央银行,仍实行非常有效的存款准备金制度。
以美国为例,它们的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一直以来都比较稳定,通常是按存款规模分层次设定为3%~10%的执行标准,且不会轻易进行调整。
其实,在2006年之前,我国金融机构统一执行9%的存款准备金率。进入2007年之后,为了发挥宏观审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存款准备金率迅速提升,到2011年6月20日,大型金融机构开始执行21.50%的存款准备金率,中小金融机构执行18%的存款准备金率。
2010年10月,周小川抛出“池子”论,作为对此前和今后货币政策工具使用的一个形象概括。“池子”不是一个新的政策或工具,它是一种综合性对冲措施,包括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汇率等等。而在“池子”的应用中存款准备金率首当其冲,且其主要作用是应对热钱的大肆流入。
现在,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改变,尤其是今年5月初以来,外汇局发布实施的一系列外汇新规并开始打击虚假外贸后,金融机构新增外汇占款已趋于真实,规模明显缩小。在外汇局系列新规的影响下,金融机构外汇占款这个货币投放渠道将收窄。
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下,高企的存款准备金率是否还有执行的必要,需要央行仔细进行权衡。在此次资金价格飙涨的时间节点中,曾传出大银行请求央行降准的消息,但目前还没有成为事实。
松紧尺度要重新考量
6月19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把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住、发挥好,合理保持货币总量。前者为总体要求,后者为具体措施。
有人认为,国务院的态度彻底浇灭了这个特殊时间节点上市场对央行“放水”的预期。
然而,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来看国务院常务会议传递出的精神。具体措施显然是要为实现目标服务的,也就是说,“把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住、发挥好”的目的是“用好增量、盘活存量”金融资源。这个问题只能由央行来解决,而且是央行的职责所在。而绝非市场所理解的央行获得了袖手旁观的“特许”。
“盘活存量”,就一定包括存款准备金这个最大的存量。至于怎么盘活,才能“更有力地支持经济转型升级,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这需要央行拿出调控的智慧,艺术的运用好调控工具,将处于特殊时间节点上的流动性松紧尺度掌握好。
近期,市场对央行的“漠视”有些反应过激,但市场应该以平和的心态来看待正处于转型期的金融调控,金融机构则应从自己的角度扎好篱笆做好风险防范工作。唯此,金融机构才能做强做大,中国经济才能顺利实现转型升级。
央行接下来一定会有所行动,且采取的调控手段将迥异于以往。我们拭目以待吧。
银行间市场资金价格的飙涨,把央行推向了风口浪尖。近期,银行间资金面风起云涌,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隔夜利率既能飙涨578个基点至13.444%,也能在第二天回落495个基点至8.492%。
有人指责央行在关键时间节点上的“不作为”是造成银行间资金价格巨幅波动的一个原因。这些时间节点是指金融机构在月末、年中要接受相关指标考核,也包括今年以来监管层对银行理财产品和票据融资的整肃。
随着今年外汇监管的升级,以前金融机构赖以补充货币供应量的外汇占款泡沫被挤掉,再加之时间节点和其他因素,使金融机构在资金上捉襟见肘,现在的表现尤甚于以往。
从常理上看,我们有着巨量的M2,金融机构不应该缺钱。央行手里有诸多调控工具可用,为什么要袖手旁观呢?
央行有根有据的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会引发歧义,但在执行尺度的把握上是否需要更加灵活一点呢?我们有必要对货币政策在关键时间节点上的松紧尺度讨论一番。
M2规模符合经济发展现状
3月末,我国M2余额达103.61万亿元,首次突破百万亿元大关。
一些指责国内货币超发的人总会拿美国来说事。比如,截至2012年底,我国货币供应量余额为97.42万亿元,是美国的1.5倍。由此得出我们是货币超发。
这些人称,如果货币总量的扩张节奏跟随实体经济同步变化,那么M2与GDP之比应该大致维持在1.5倍的水平。他们据此推算,我国的货币总量构成了“堰塞湖”,并认为房价、物价都是由此推高的。
这些专家的看法有一些道理。但他们好像有意忽略中国和美国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这一事实,亦即中国与美国的M2根本就不具备可比性。
从中美经济增速来看,中国2012年GDP增速是7.8%,美国是2.2%。如果一个处于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供应量与GDP之比同发达国家相同,那么前者又怎么能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呢?
央行行长周小川曾表示,在通货膨胀处于可控范围的前提下,M2增长速度与名义GDP增长速度相匹配或略高一些。
截至2012年年底,我国M2与GDP之比接近1.88倍。这个水平并没有大幅超出业界公认的标准,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按理说,超过百万亿元的M2应该可以让金融机构有着合理适度甚至是宽松的流动性。但为什么在月末、年中时总会出现“钱荒”呢?
“钱荒”背后是M2被分割
超过百万亿元的M2究竟有多少属于重复计算,又有多少属于因贷款违规操作而导致数据虚大,这些问题都现实存在,但却无法计算其规模有多大。尤其是后者,往往伴随着监管层的整肃而导致流动性出现恐慌性的紧张。
除了上面的因素外,还有相当多的货币存量以存款准备金的名义被锁在了央行的保险柜里。
目前,存款类金融机构执行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分别是,大型金融机构20%,中小金融机构16.5%,部分特殊地区则享受优惠的存款准备金率。
截至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04.21万亿元,同比增长15.8%;同期,人民币存款余额99.31万亿元,同比增长16.2%。
我们即使统一以中小金融机构16.5%存款准备金率来计算,金融机构尚有超过16万亿元的资金被存在央行不能动。
目前只有部分国家如英国、加拿大等不对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作强制性规定,但包括美国、日本、欧洲中央银行在内的大多数中央银行,仍实行非常有效的存款准备金制度。
以美国为例,它们的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一直以来都比较稳定,通常是按存款规模分层次设定为3%~10%的执行标准,且不会轻易进行调整。
其实,在2006年之前,我国金融机构统一执行9%的存款准备金率。进入2007年之后,为了发挥宏观审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存款准备金率迅速提升,到2011年6月20日,大型金融机构开始执行21.50%的存款准备金率,中小金融机构执行18%的存款准备金率。
2010年10月,周小川抛出“池子”论,作为对此前和今后货币政策工具使用的一个形象概括。“池子”不是一个新的政策或工具,它是一种综合性对冲措施,包括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汇率等等。而在“池子”的应用中存款准备金率首当其冲,且其主要作用是应对热钱的大肆流入。
现在,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改变,尤其是今年5月初以来,外汇局发布实施的一系列外汇新规并开始打击虚假外贸后,金融机构新增外汇占款已趋于真实,规模明显缩小。在外汇局系列新规的影响下,金融机构外汇占款这个货币投放渠道将收窄。
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下,高企的存款准备金率是否还有执行的必要,需要央行仔细进行权衡。在此次资金价格飙涨的时间节点中,曾传出大银行请求央行降准的消息,但目前还没有成为事实。
松紧尺度要重新考量
6月19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把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住、发挥好,合理保持货币总量。前者为总体要求,后者为具体措施。
有人认为,国务院的态度彻底浇灭了这个特殊时间节点上市场对央行“放水”的预期。
然而,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来看国务院常务会议传递出的精神。具体措施显然是要为实现目标服务的,也就是说,“把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住、发挥好”的目的是“用好增量、盘活存量”金融资源。这个问题只能由央行来解决,而且是央行的职责所在。而绝非市场所理解的央行获得了袖手旁观的“特许”。
“盘活存量”,就一定包括存款准备金这个最大的存量。至于怎么盘活,才能“更有力地支持经济转型升级,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这需要央行拿出调控的智慧,艺术的运用好调控工具,将处于特殊时间节点上的流动性松紧尺度掌握好。
近期,市场对央行的“漠视”有些反应过激,但市场应该以平和的心态来看待正处于转型期的金融调控,金融机构则应从自己的角度扎好篱笆做好风险防范工作。唯此,金融机构才能做强做大,中国经济才能顺利实现转型升级。
央行接下来一定会有所行动,且采取的调控手段将迥异于以往。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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