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一纸户口背后多少利益

    两个多月前，银川这个地处西北的三线城市出台14条“户改新政”，旨在吸引城郊农民和外来人员加入银川户籍。新政在取消“先有住房再转户口”限制、允许农民“带土地进城”等方面做出很多人性化探索，曾引起广泛关注。然而，门槛降低并不意味着谁都能进城，还有千千万万的人尝尽“外来人”的苦楚。如何让城外的人跑步进城，让“进城梦”早日变成现实？ 
　　户口虽然只是一张薄薄的纸，但还附着沉甸甸的利益。为了一纸户口，人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人住在城边十几年却“进不了城”。 
　　就在距离银川市中心不到30公里的“西马银移民开发区”里，1.25万名在城市边缘辛勤劳作的居民，还没有被户改新政覆盖。 
　　从银川市中心出发，大约半小时车程就能抵达一个叫“西马银移民开发区”的地方。从地图上看，这是一个位于银川市西夏区的地方。 
　　然而，现在的西马银，还挂着“西吉县城关镇西马银……”的牌子。银川市和西吉县相距400公里，至少4小时车程。 
　　19年前，因老家西吉缺水干旱，马兴国带领6个村民来到贺兰山下开荒种地；19年后，来投靠扎根的人已有1.25万人，俨然是一个镇子的规模；如今这里一派繁荣，与银川城郊的农村表面上看并无二致，但仔细看，仍有很多不同： 
　　“在银川看了病，还得回西吉报销。”18年前就定居于此的王国举老人叹了口气。 
　　“孩子没户口就不让考本地好中学，怎么办嘛！”西马银小学校长王毓芳一脸愁容。 
　　“银川说我们归西吉管，可隔着400公里，有时候鞭长莫及啊。”西马银党支部书记马兴国那张西北汉子黝黑的脸上写满了无奈。 
　　“不能当他们是透明人。”在宁夏大学教授苏东海看来，应在制度上尽快将他们纳入城市，新一轮户改尤其不能忽视这些“半城市化”群体。 
　　“只要平时注意签订劳动合同、办理居住证、缴纳保险、照章纳税，进城已不再是难事。”银川市公安局人口服务与管理处处长康建说，此次银川户改新政实施1个多月，就有2300多人办理银川城市户口。 
　　其实，户改带来的压力，主要加在了地方头上。而一组从2003年到2012年的数字，说明不少问题： 
　　——十年间银川市财政收入增加约6倍； 
　　——GDP增长4.6倍； 
　　——学校数量是原来的1.7倍； 
　　——医疗机构数量增加5倍； 
　　不过，同期银川市户籍人口从133万增加到167万，仅增加约0.26倍。 
　　“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和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相对人口增长而言都更快更高，使银川有足够的底气承接这些新市民。”银川市副市长李守银分析。 
　　然而，并非所有城市都有如银川这样独特的条件，能顺利得到并完整保留用工合同、纳税等证明的外来务工者也只是少数，遭遇复杂琐碎的现实时，很多人被挡在了城门之外。 
　　“花100元办个假户口，女儿一学期就省了500元借读费，赚了！”这是从甘肃陇西来银川打工20年的李录定，在面对户籍障碍时曾经做出的选择。 
　　“再不能让娃娃遭罪了。”因为没有城市户口，曾经没学上、没临时工当、“一辈子受没城里户口苦”的贾西海，在1985年时花了2万元，为老婆和3个孩子转了城市户口，3个孩子顺利读上城市学校。 
　　李录定和贾喜海的遭遇，只是无数为一纸户口费尽周折的中国人的写照。他们一直在用自己的智慧，一次次试图冲破那张纸的限制。 
　　与西马银人对城市户口的“翘首企盼”不同，当银川的“城门”真正向农民打开时，有些站在“城门口”的农民却开始犹豫、张望，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统计数据显示，银川户改新政实施2个多月来，当地农民办理“农转非”的只有3户。 
　　“1995年花2000块钱转的户口，只享受了一年低价粮油供应，亏大啦！”银川市贺兰县习岗镇新胜村村民殷进怎么也没想到，当年让人羡慕不已的城镇户口，却成了他如今最后悔的事。 
　　和他一样曾在上世纪90年代花钱转户口的人，如今最懊恼的就是，当土地被征用时，他们无法得到每人45平米的住房补偿。 
　　新胜村是一个缩影。如今，担忧和纠结，成为站在“城门口”的农民最生动的写照。 
　　他们担忧，一旦无法在城市立足，还能不能退守到土地这一最后的保障；他们纠结，向往城市里更好的福利和更舒适的生活，却又舍不得指日可待的土地收益。 
　　“我老婆孩子的户口都转过来了，我自己的还是留在农村了，这样娃娃上学用城市户口，我在老家的地也能保留。”银川户改新政出台后，符合条件的李录定，却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了不同的“归宿”。 
　　一半农村、一半城市，两头的利益都想占——在担忧和纠结中，这种畸形的“二元家庭”模式，成为“李录定们”精心盘算的蓝图。 
　　“户口看似是一张纸，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农民表面上追求城市生活，实质上始终在做利益盘算。”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说，“如果户籍改革中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那不是农民的错，而是政策出了问题，搞得农民行为扭曲。” 
　　“谁不想当城里人，”62岁的王国举说，“可进了城又没了地，吃什么，住什么？” 
　　老人的问题不好回答。是否可以允许农民“带土地进城”？是否能用土地换来城市的保障？城乡利益如何公平转换，成为了一道横亘在城镇化进程中的难题。 
　　“我老家在湖北农村，还有地，我不打算在城市落户，毕业后可能要回家搞规模化种植。”宁夏大学人类学系研究生向建华说。 
　　“我的户口在山东老家，也不打算转户口，因为在老家农村户籍的可以生二胎。”向建华的同学于丽平说。
　　这段发生在宁夏大学政法学院人类学系研究生课堂上的对话，似乎在提醒着我们，“二元家庭”这种怪现象，也许会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愈演愈烈。 
　　“人的城镇化可不是玩数字游戏，”苏东海说，从这个角度而言，银川的户改新政无疑是进步的；但这种进步带来的新问题，无疑也是棘手的。 
　　“出台居住证管理办法，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相关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制度，保护农民合法权益。”5月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户籍改革作出部署。 
　　一边维持现有市民的福利，一边给新落户的人赋予同等待遇，地方财政承受的压力必然很大。在博弈中损害哪一方的利益都将产生新的矛盾，这是一道难解的题。 
　　2013年是异地高考“破冰”之年，可是这个期盼已久的举措却好评寥寥，实际参加异地高考的学生只有几千人。越是经济发达、流入人口多、优质教育资源丰富的城市，开的口子越小，很多考生发现，只领到了一张“空头支票”。 
　　当西马银小学校长还在为没有银川户籍、上不了好小学的孩子们奔波，听说开挂面厂的安徽老板方学习的女儿在宁夏参加高考，她又不禁皱眉，担心政策放宽后外地考生对本地考生形成冲击，因为此刻，她自己的女儿已经坐在银川一所中学的教室里，过两年也要参加高考。 
　　“立场不同、反应不同，但维护自己利益的愿望是相同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这样看待上面这矛盾的一幕，“户籍不应成为利益分配的标尺。户籍改革可以采用新人新办法的渐进方式，但如果最终不能剥离利益分配功能，那很多梦想就真的只是一场梦了。” 
　　不难发现，当各地打着城镇化的旗号如火如荼地搞建设，热衷于数字报喜，很多地方领导却对加快推进户籍改革“又爱又怕”。“买得起商品房、消费能力高的人，地方政府希望来得越多越好，”党国英说，“消费能力不高的人，哪怕人已在城市，也不想从户口上请进来。” 
　　“都想摘取红利，不想付出成本。”网民“杨柳依依”的一条微博道破了“玄机”。 
　　“蚁族”也好、“农民工”也罢……如果城市不去满足“事实进城”群体的需求，有意忽视他们，那么城市光鲜的外表迟早要被潜藏的矛盾撑破。 
　　“其实有些福利是拴在脚后跟上的，比如宽阔的马路、漂亮的街景，你能说没户口就不让人享受吗？”党国英打了个比方，他认为，把事实上已长期生活在城市的人吸纳进来，并不会增加太多公共资源压力。 
　　在“人的城镇化”这道难题中，户籍改革也许是一个突破点，但单兵突进的户籍改革，也必然走不了多远。 
　　“只要好好设计社会福利的转化机制，这些看上去的‘包袱’，就会变成释放人口红利的‘发动机’，如今社保不是已经‘跟着人走’了吗？”竹立家对此比较乐观，“地方政府一定要转变观念，顺势而为。” 
　　“进城梦”，是几代中国人共同的梦想。每个盼望着“进城”的中国人有一个共同的梦想——他们的中国梦，什么时候能不再跟一纸户口纠缠不清？